按照公侯伯子男的爵级高地,领有藩邑户口和产出的多寡,在宗藩院的名下,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相对精密而繁复的计算方式但是基本上厘定之后,若非重大变故,就不会再有太大变化。
因此,诸侯中的公、候世爵,要进奉相应制式、分量和成色的黄金制品而伯位和子位则是次一等,进奉同样规格的白银制品而男位和普勋位则宽松的多,允许以各种成色铜器充当贡品。
然后,在按照距离上的远近,以及海陆交通的险阻程度又可分为三千里两年一度,五千里五年一度、九千里十年一次等,以为递进式的分批交替上供,并且允许一定程度损耗。
具体到小藩的数量也许很少,但是一定必须上供,不然后果自负。哪怕遇到了灾荒或是兵乱,可以请求延期,或是减免其他的贡品、税赋,甚至申请宗主上国救济和支援,但是就是不可不交。
因此,一些中小藩家为了省事,也是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会将这项酎金贡务,委托给相熟可靠且有实力的大商家,代为采办和输运。具体到某个地域,则由两院指定大藩主公室总筹。
虽然看起来,未免有些劳师动众而靡费人力物力,但却是维系天朝上官与诸侯之间,宗藩义理的重要纽带和宣称权所在。更何况,这些酌金也不是单独上供的,而是与诸多特产、土贡一起上路。
而通常情况下,伴随这些诸侯家进贡的特产国库和土贡内库,还有大批花钱买了扈从身份,而带领商队和船只同行的大量域外、臣邦的商家团体所以进贡之旅虽然辛苦,却未必会赔钱。
故而,这种酌金制度在经年日久的沿袭下来之后。对于大唐朝廷而言,就是一个变相搜括海内域外的贵金属而用以维系形形色色历代发行的大唐通宝、宝钱,充当主要流通货币的本位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诸侯藩国从域外,以输贡为名反哺中土的过程极大开拓了朝廷收入来源。也变相将曾占据了国家收入大部,传统延续了数千年的田税和户税,给压缩到排行第三的次要地位上。
以至于有时候,朝廷为了防止丰年谷贱伤农引发骚变,或是灾荒时纷纷弃地流亡外藩过甚反而要定期大量收购丰年的粮食,乃至在灾荒时发动全力予以救济并以此为地方官的考绩内容。
至于当今国家财政收益的第二个大头,则是源自大唐三十六道、十数个大小都护府、都督府的商税和车船费再加上寰宇海内的诸侯、臣邦、外夷领下,各方商贸往来的椎税和市舶钱关税。
因此,光是掌握着寰宇海内,四方九边诸侯的例行藩贡,加上这些杂税名目就占据了天下岁入之半有余。更别说其他形形色色的无形利益输入,朝廷直接或是间接垄断的茶酒盐铁等专营项目。
也正因为这些来自寰宇海内,内藩外属的不断交流和输血,各方外族的不断归化和本土多余人口的分流位于中土的大唐朝廷,才得以出人意料的轻徭薄赋水准,维持了一个盛世绵连的风光体面。
因此,现如今基本退居幕后的京兆梁氏一族,号称“代牧海内诸侯,无地藩主”的名头,可不是泛泛其谈的产物,而是通过理藩院、宗藩院的体系,代表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权柄和利益。
而作为梁氏一门三宗,所出的西国大夏和南海公室两脉,则是这套四夷九边的藩贡体系中,堪称南北两极的鼎力支柱。对了,可达鸭所出身的裴氏一门,同样也是这套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因此曾经有传言,一位太上皇在醉酒之后,对着前来劝他爱惜龙体的内侍戏言道:“如今天下垂拱,有朕无朕皆可,唯独不可无梁氏,不可无大夏、南海凡两藩皆在,则诸侯无不遂顺。”
而作为大夏与中土缓冲的安西都护府,除了已经唐地郡县化本属六镇之外,还兼管吐火罗北阿富汗、拔汗那费尔干纳、大小勃律克什米尔等十几个大小臣邦,并葱岭以西数十家诸侯。
作为宗藩关系象征和大义的酌金,无疑是诸侯藩贡体系内的重中之重。却在半路上出了意外,这往小了说是地方治理不靖,往大了说可是不得了的政治事件了。难怪梁大使本人也要连忙赶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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