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旧货币体系混用的问题,“文”这个单位依然存在,大伙还没习惯称其为“分”。按照新的货币标准,如果一元钱等于原先的一两白银,五十文就相当于五分钱,当然实际上并不能这样直接换算。
不过五十文一天的工钱,干满一个月也才挣一两五的官银,实际换算还不到现在新币的一元五角,这是因为新币的流通还不太高,所以币值略有升高,如果放在明末,这个工钱会让很多人抢破头,但是现在嘛
有力气的壮年男子工钱比这高一倍,有技术的还得再翻一番,除了老弱病残,谁还看得上这点工钱?而且这只是建筑工地上的价格,若是会点手艺的,在作坊里的价码更是水涨船高。
可即便工钱高到这种地步,用工荒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所以为了挖掘人力资源,同时也为了节省开支,商贾与工厂主们很自然的推行起学徒制,一群群只有12、13岁的孩子们,被学一门手艺养家的美好愿景吸引,走进了各个商铺和作坊。
太子一行人自然也看到了这些童工,可一来没有人将这一现象当做侵犯人权。二来因为劳动力短缺,这些童工的待遇也不是太糟糕,所以没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可姜田作为一个穿越者,他的底线比这个时代要高一些,所以他颁布命令,对整个劳务市场约法三章。
因为是临时约法,所以内容很简单,第一条便是雇主对员工在工作期间的生老病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条是劳动双方权利平等,不可体罚打骂。第三条是每月至少有两天带薪休假。
这三条看上去很简单,可对这个时代来说却有点超前,主要是不能体罚和带薪休假,让很多资本家怨声载道,可没等他们抱团抗议,用工荒就让他们不得不用更优厚的条件来招人。再说只要工钱够高,也没哪个工人抱怨这些。
说起这个现象,放在其他地区绝对是匪夷所思,可在天津这里却顺理成章,百思不得其解的太子只得求教姜田:“先生优待百姓的心思我是懂得的,不用说这些日本来的劳工也是一体办理,可为什么只有天津能够推行?”
姜田站起身指着棚子外的水泥路:“因为我这里有一条能发财致富的金光大道!因为我这里没有摊派和潜规则!要想赚大钱就要扩大生产,这是供求矛盾决定的。”
正所谓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后世的中国人都懂,其实这个时代的古人也懂,只是他们没有能力改变天下的格局,也就是不可能修路致富。但是姜田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直通海港与运河码头的水泥路,不仅硬实平整,还使得马车的通行速度加快,承载能力上升,即便是老式双轮双辕单驭马车,运载量也比以前高不少。
同时因为这里进行了税制改革和打击垄断的原因,普通商人也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工商业繁荣必然带动相关第三产业的繁荣,各行业都在快速扩张,这人力也就更紧张了。
如果是在明末天下大乱之前,能够利用这个办法安置天下流民,这大明的江山未必会受小冰河期的影响,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农民起义了,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放到这个时空,姜田很清楚如何刺激工商业发展,尤其是了解到这个“几乎没有”商税的制度下,为什么进化不出资本主义之后,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个促进商业繁荣的地方性制度,只要资金投入进来了,他自有办法让社会流动起来。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故有的管理方式能否胜任接下来的改革,因为原先的儒家治国可是将商贾当成肥猪来养的,只是杀猪带来的利益全都进了私人腰包。在原时空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所以成果璀璨,是因为当时全国上下都有一股改革的迫切需求,胆子大的勇于迈出第一步,其它地方则学习人家的经验。
而这个时空之中,天下唯二有改革意愿的是张韬和姜田,就算有人知道要变法图强,可该怎么干却是莫衷一是,尤其是张韬取消了文人的特权之后,少数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敢站出来了,所以这天津卫只能交给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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