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山听到这话非常高兴:“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如果我们能够有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电影,如果我们能够在国际上发声,日本右翼怎么可能这么猖狂”
张然用作保证的语气道:“我不敢说自己能拍出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电影,但我会竭尽全力,拍出一部经得起考验的电影,在全球发行。这也是张纯如的遗愿”
朱成山看着张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张纯如时的情形,同样是27岁,同样坚定而锐利的眼神。他就讲了起来,他第一次见到张纯如是在95年8月9日。当时他看着眼前时年27岁、漂亮但不会说汉语的张纯如,既为她的勇气而高兴,又不禁担心,这么年轻柔弱的女子,能否写好有分量的南京大屠杀作品
眼光锐利的张纯如似乎看出了朱成山的顾虑,把一本她当时以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为主题的作品蚕丝递给了朱成山,看到眼前这部厚似砖头、文字庄重、考证严谨的著作,朱成山的疑问一扫而光,随之取代的是感动。
朱成山当即表示将全力支持她,他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而且,考虑到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史料了解甚少,朱成山开了一长串的建议名单。
九年后的现在,张然获得了相同的待遇。朱馆长赠送给张然全套的馆藏资料,同时将几位在南京为张纯如提供帮助的专家,以及录像带中九位幸存者的地址告诉了张然。
按照朱馆长的指引,张然找到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和行政学院杨夏鸣教授,当初就是他们协助张纯如调查搜集资料的。张纯如在南京总共呆了25天。时间非常紧张,他们几个分头进行工作,王卫星收集整理资料,杨夏鸣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采访工作结束后,再进行翻译。
在两位专家的回忆下,电影最重要的部分,张纯如在南京的经历在张然的脑子里慢慢清晰。
就在张然忙着收集资料的同时,第41届金马奖开幕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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