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曹植当时十分气愤,还特地写了一首诗,咒骂这些不通人情的使者。
然而,曹植也只能骂骂而已,丝毫无济于事。
正是由于曹魏王朝“苛禁”诸王,所以“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就是说,曹魏的宗室诸王,人人都非常想做一个平民百姓,可是连这个愿望都无法实现。
西晋初年,朝臣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有许多人认为,曹魏之所以很轻易地就被取代,正是由于其实行的这种“苛禁宗室”的政策,认为是这个政策造成了诸王毫无力量,无法发挥拱卫中央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晋武帝司马炎“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诸侯王。
从理论上来说,西晋诸王所掌握的权力应该很大,因为要想宗室诸王具备藩卫中央的实力,就必须给他们以实权。
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或者一项政策的调整,必然要受到其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
什么叫时代条件的限制?
简单地打个比方,就是你不能要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们开宝马、坐奔驰,因为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牛车。那么,西晋封国诸王的权力,要受到哪些时代条件的限制呢?
这个时代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从秦汉以来确立并得到巩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更适合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这个制度在西晋的时候比较完善,不可能发生逆转,作为隶属于皇权的王侯封国,它所拥有的权力,必然要受制于专制皇权。
第二个是,从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西晋虽然再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受到重创的社会经济却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恢复的。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口。
晋朝最繁荣的当属太康年间,但是,太康元年的全国人口总共才只有1616万,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相比,差距甚远。
如此一来,王国的规模和条件也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约。
而且,根据规定,就是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的赋税收入也要归中央财政,诸王最后能到手的部分,大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以中山王司马睦为例,他的封国虽然一共有民户32000,但他却只能向其中的5200户收取赋税,就是这5200户的赋税收入,其中三分之二还要上交给西晋中央政府,他自己只能得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司马睦的实际赋税收入只有1400户。
燕王与北海王虽然有两万户,但最后税收也只有一千户而已。
更不用说是司马蕤食邑根本没有两万户,真正的食邑,其实数百户而已。
由此可见,诸王的财政权实际上很封国财政权的主体,仍然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其次,在王国官吏的任用上,诸王在事实上也受到中央的限制。
西晋初年曾经允许诸王“自选其文武官”。但事实上,这种“自选”始终要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督,更不可能随心所欲。
梁王司马肜曾自选张蕃为王国的中大夫,但张蕃这人品行不好,又犯过法,结果司马肜就因为选人不当,被“有司”参奏了一本。作为惩罚,他被削夺了一个县的封地。
有鉴于此,那些稍微胆小的诸王,也就不敢或不愿自选官吏了。
齐献王司马攸的王国曾缺少一位长史,但是他却拒绝自选,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说:“选官用人,这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王国本来就不应该插手此事。”
琅邪王司马伷在被封为东莞郡王的时候,也曾极力推辞自选官吏的特权,希望由中央政府为自己的封国配备官吏。
随着这种情况的日益增多,诸王官属的任命权大概不久之后,就全部交还给了中央政府。
王国的军队全部由中央政府配备,也就是说王国军队的指挥权,实际上仍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诸王无权随意调动或指挥封国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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