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喜欢吃喝玩乐的各种自由,也喜欢讲话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喜欢自由竞争。多数人觉得自由竞争就能让有才能的人成就事业,可是世上的才智之士不会很多,这些人一旦陷入自由竞争的局面,他们多半会越来越窘迫贫穷。江先主时代每个地区的经济都很少接受市场调节,他使用一种制度来保护穷苦百姓,懒汉和傻子不至于过得太差。”
张献进并不认可洪时先的这套理论,他说道:“我觉得自由竞争没什么不好,江后主时代的帝国不是富裕起来了吗?”
“形势好,你自然这样看,但是如果人们的自信和乐观精神消失了,计划经济就会卷土重来。江先主的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非常成功,但是民众很容易失去积极性,所以那个时代的粮食产量就非常低。江后主渐渐废弃公田制度,允许市场进行自由贸易,民众可以更容易的做生意。帝国迅速变得富庶,但是许多民众陷入了相对贫困,他们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里感到难过。”
“这两种体制各有优劣,前者的死穴在于僵化的体制最后会无法维持帝国的福利,导致国家内部的瓦解。后者的危机在于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天下动荡重新洗牌。老刘的宰相郑文和把先帝留下的国有资产给贱卖了,老刘对经济的控制力自然下降,老百姓也就在许多地方不归他管了。权力的根源在于对资源分配的控制,全忠兄没有一城一村的采邑,自然就没有权力了。”
江先主巧妙的夺权之路让林登万很是叹服,热爱共和的张献进却仍然对那位盖世枭雄不太佩服,他打趣说道:“有句老话叫做‘一代不如一代,代代出末代。’,老刘都没有什么本事,他凭什么坐这么长时间的王位。”
周占山用手捂住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后说道:“献进,你上你也行,强行举债刺激经济,然后搞特务统治,毕竟江后主积攒的家底比较雄厚。”
自诩历史和群众心理学专家的洪时先向周占山借了个火,他挥舞着大半截香烟说道:“占山说的话有失公允,老刘个人能力也许不太出众,但他身边也曾有过高人。上一任宰相郑文和就是个滑头,这个人的能耐不比郭民才、汪熙兴这些土霸王差。帝国经济一旦陷入停滞,朝廷会强行下达超过市场需求的指标来刺激生产,所以刘帝登基后就面临很大的财政困境。”
“江先主为了强化朝廷的控制力兴办大量国营企业,这些工厂有着最好的工人和设备,但是却变成不断亏损需要财政补贴的‘吞金兽’。江后主舍不得削减补贴和关停这些企业,这样做就会导致原来支持朝廷的国营工人改变态度,他的统治基本盘就会削弱。郑文和这个人就敢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宣布出售某些效益很差的产业来减少补贴。”
“地方上的贵族和富豪无不欣喜若狂,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低价购得价值连城的企业,如果这些人不想经营还可以向别人高价卖出。郑文和的小儿子郑显睿就利用老爹的牌头从银行里借来很多贷款,然后要求估值官吏蓄意低估国营公司的价值,老郑的一群亲戚全部发了大财。朝廷不得不遣散一批因为福利政策而效忠刘帝的工人,一些优良的国营资产也被抛出去,不过这样做还是帮了老刘不少忙。”
周占山有感而发说道:“这件事我就深有体会,我老家有一个很好的公有窑厂,贵族马治龙就是耍手段把那座金山吞了下去。不过这些国营单位为什么会一直亏损,你不是说他们的技术很好吗?”
余德志用手抹去胖脸上冒出来的细汗,他解释说道:“你自己去做生意,目的是为了赚钱,自然就要精打细算。国有单位是为了养一群效忠天子的人,你去当个经理人又不用自负盈亏。占山,假如你去当治理一个县,上面可是天天盯着当地的全民生产总值看,你一定为了政绩让国营单位不顾市场来招工和扩大生产。”
“一个人干活,一个人坐在旁边看,还有一个人就来捣蛋,产品太多卖不掉就肯定要亏钱。人多了就喜欢勾心斗角,一天到晚不把心思放在生产上。老郑还真是有两下‘生活’,他把很多小型钢铁厂这样的污染企业关掉,这样就能确保朝廷在一些行业的垄断,然后把一些不太要紧的行业交给老百姓经营,两个系统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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