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震惊四座，细数潘金莲的罪刑！ (3-2)

众人一听这才恍然大悟，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律师看了郑逸一眼，目光当中多了几分惜才与爱才，毕竟他的弟子里边可没有像郑逸这般优秀的学生。

郑逸对德高望重的老律师投去感谢的目光，继续说道：“第三，焚烧夫之尸体。

《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有潘金莲处理丈夫遗体的描述：“……那妇人带上孝，一路上假哭养家人。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教举火烧化。”

潘金莲之所以要焚化武大的尸体，其主要目的在于毁灭证据，掩盖其先前的杀夫罪行。同时，这一行为本身，也违背了当时法律的规定。按照法令，除非特定人士（僧道、外国人）自愿或远道灵柩回乡，焚烧尸体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

“京城外及诸处，今日多有焚烧尸柩者，宜令今后止绝。若是远路归葬，及僧尼、蕃人之类，听许焚烧。”也就是说，像僧尼、蕃人等具有特定身份，或符合远路归葬的情形，可以焚烧尸体之外，一般人焚烧尸体的行为是被法律禁止的。由此，即便撇开其邪恶动机不谈，潘金莲焚烧武大的尸体，也显然是触法的。

然而，虽然潘金莲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的规定，但这一指控本身又很难成立。因为在宋代，上述禁止火葬的规定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据记载，宋代，河东路百姓因为“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官府也规定，在京城郊坛三里以外，“方得烧人”。

正如小说里提到的，为将丈夫尸体焚化，潘金莲“来到城外化人场上”，这里的“化人场”，应该就是当时官办的焚尸场。这样看来，宋代禁止焚烧尸体的行为，只是一件象征性的、纸面上的法律而已，在民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遵行。

按照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的说法，这是一种“法律自法律，人民自人民”的现象。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状况，武松归家，获知武大死亡的噩耗，质问潘金莲尸体在何处时，潘金莲很坦然地告诉对方已经焚化。而对这一事实，武松并没有对此进行指责。”

当郑逸说到这第三条罪责，很多法律大家都微微动容，尤其是郑逸这一番引经据典，事无巨细，即诠释出当时的宋代法律，又引出当时丧葬的法令，如此详细哪怕是他们这些大律师，大法官估计都够呛！

如果一开始他们认为郑逸不过就是研讨会请来充人数，或者说为研讨会做宣传的，现在如果再这样想，那就真的是太打脸了！

尼玛！

你家做宣传的，拥有如此知识涵养？

这要是谁敢说郑逸是个充人数，他们肯定冲过去跟那个人干架！

额，不对，他们学法的，他们肯定会冲过去起诉那个人！

就在众人被郑逸的知识涵养所震撼的时候，郑逸继续说道：“第四，居丧释服从吉。武大死后，潘金莲浓妆艳抹，继续和西门庆厮混。

根据小说描述，“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里，只是偷鸡盗狗之欢，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原来这婆娘自从药死了武大，那里肯带孝。”

潘金莲的上述表现，严重违背当时的礼法。毕竟，这是在传统社会，男尊女卑是一条人际社会的红线，反映在夫妻关系上，则夫贵妻卑。

按照服制，丈夫死之后，妻子应该为夫服斩衰，也就是麻衣丧服三年，夫丧期间，妻子不能穿华丽的衣服，不能参与娱乐活动，也不能改嫁。

按照《宋刑统·婚律》居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如果在此期间，妻子“闻之匿哀，作乐、释服从吉，改嫁忘忧”，均属背礼违义，为“十恶”之中的“不义”。

反观潘金莲的行为，武大死后，在居夫丧期间，她非但不具有情感上的哀凄，却释服从吉、衣着光鲜，和西门庆纵情声色，显属“不义”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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