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北地兴风（四） (3-2)

赵思绾困守长安，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

赵匡胤立国，军以人食仍然不止。乾德元年讨湖南，主将李处耘（李继隆、明德皇后之父）把大规模吃人作为一种军事手段，释所俘体肥者数十人，令左右分啖之……

反是被王曾视为“虏”的契丹，从未以人为军粮。

谁是夷？

谁是夏？

所谓夷夏之防，只是个笑话。

契丹自称北中国，勉强算是唐末五代时期中国的一块遮羞布。

公元904年，朱温弑唐昭宗李晔，公元907年称帝，国号大梁。

拉开五代十国序幕，是人人都以正统自居的乱世。

耶律阿保机也在这一年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号“天皇帝”。

但契丹此时尚无文字，礼仪之事也就无从说起，惟有奉行拿来主义，继承唐朝衣钵，官制、礼制尽可能的保持着原汁原味。

反观朱温所建的大梁，历经唐、晋、汉、周、宋五代蹂躏，“弑主”、“儿皇帝”等不伦事罄竹难书、惨不忍睹……

欧阳修是怎么评价的？

“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

但欧阳修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还是没能逃脱历史的局限性，把契丹这条漏网之鱼忽略了。

这也是北宋士大夫的通病，一方面视契丹为虏，一方面畏契丹如虎。一方面自以为是，一方面无视其长。

其实，澶渊之盟以后，赵宋、契丹至始至终都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

文字往来为“书”，有别于高丽、党项、女真、回纥这些蕃属之类的诏敕往来。

使臣往来则升等，凡大起居以上行拜舞之礼、依本国之制，而赵宋和契丹大起居之礼并无太大区别。

因为契丹那一套完全是拿来主义，反倒是赵宋礼仪传自梁、唐、晋、汉、周，早已面目全非。

谁都没资格指手画脚。

王安石、欧阳修、王珪、富弼、苏颂、包拯、宋绶、沈括、苏辙、蔡京这些当世人杰留下无数出使契丹的名篇，却又从不言跪拜之礼。

数千里奔波以后，往往又会熄灭收复幽蓟的雄心，从而维持两国和平长达一百二十年之久。

虽然他们不知兵，但曾任职于转运司，深知后勤补给的不易。

宋使朝觐契丹皇帝之地，多在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或是之间野地游离，其次是南京（今北京）。

而中京至南京九百里，至上京七百里。

倘若由雄州出兵，奔袭二百五十里，一战而下南京，再中京，后上京，却又不可能像契丹南下那样以战养战，境外补给线最少也有两千里。

沈括曾就宋军后勤做过详细计算。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復加矣。”

以赵光义两次北伐来看，二百五十里是宋军最大作战半径。

七万战卒，以三十万民夫运粮，每战必胜，且一战而下，十六日进五百里。再进五百里，补给线加倍，需九十万民夫。

出兵五十万，即是倾国之战。

赵光义两次北伐幽州均以惨败告终，补给线仅仅二百五十里。

试问，谁敢拿国运做赌注？

赵佶敢！

童贯、种师道被将亡之师打的一败涂地，险些死在白沟河。

耶律隆绪讨李德明，也因补给线过长、戈壁滩无法以战养战而惨败，其子耶律宗真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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