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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上德主张无所事事，一切顺应自然，带有明显的“无为”特征，可理解为因循自然的行为规范。这种因循自然的德重生命，轻名利，持守清静，戒除贪欲，息心止行，悟道四达，自然无为，同时以百姓之心为心，将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最后归于道。下德由上仁、上义及上礼组成，需要人实际去实行与推广，带有明显的“有为”特征，注重人为的行为规范。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老子眼里，孔子推行的仁义礼智信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没有达致真正无为超脱的上德境界，所以贬之为下德。上德的无为境界与法本身需要国家制定、国家干预以及公之于世的特性相违背，所以法律不过是下德的范畴而已。但是下德之中，法律与仁、义、礼又有所不同，老子并没有把法纳入到下德的探讨范围之内，似乎可以得出，老子认为，仁义礼是高于法律的，而法律不过是一种治国之器物。

老子之德与孔子之德有区别，同时也不同于“礼”，但是世俗之法与礼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来讲，春秋战国时期，礼法之间是合为一体的。孔子之德在老子看来是属于“下德”范畴，是属于人为规范的领域，而老子认为，上德表现为无为，即不去考虑德与不德的问题，反而是最大的德。[11]老子在《道德经开篇阐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于“道”这个概念的总括性的描述：道，非当时社会一般的道，即人伦、常理之道，也非当时时人所能命名之道。“道”在老子那里已经超越了世俗社会生活，更加接近于自然法则之道，因为天地万物的始基与母源在于“道”，由道开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老子用“玄之又玄”来描述道的特殊性与深奥性，而其实这个“道”虽然“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捪之而弗得”，但老子所言之道并不远人，这里只是老子用“玄”来强调他所言之道与当时社会所言之道的差异性，并且阐述他所言之道的超然性与根基性。

所以老子在后面的论述中又坦言，“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老子感慨道：“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老子所言之“道”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潦呵，独立而不垓，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句话意思是，在天地生成之前，宇宙中就有混沌的物体存在，它幽静无声，广阔无边，无依无靠又长存不改，它就是化育万物的慈母。“我”——老子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勉强称它为“道”，命名为“大”。

由此得知，老子所言之道首先具有物质性，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始动力源，并且它的存在独立而不可丈量，具有无限性。对于“道”这种力量，老子自己是无法给予它确切的描述的，所以他认为，道只是权宜之称。

道的特性：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道体似虚而实，所以体内蕴含用之不竭的物质和能量，但不会因自满而溢出。老子认为，道体柔而不刚，内部单纯，外部朴素无华，且清澈透明，长存于天地之间。所以道无处不在，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包括天地万物都应该效法道而运行，而道法自然，返璞归真。这里的“自然”字面解为本来如此，但是道与自然规律是同一的，也即“国中四大”皆应效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从而保持自身“天长地久”。

老子所处当时东周社会，诸侯各国穷兵黩武，战乱频仍，社会之礼仪伦理已无法恢复，所以老子看透人类社会之所以会纷争不已，都是由于圣人、礼仪、法令、欲望、智慧等有为措施所引起的，正是因为社会看中名利、实力、好胜等荣誉，所以天下才会出现资源有限性的占有之争。老子因此提出回归自然，顺应无为而治、清净绝智的自然世界的规律，从而才能守弱胜强，达到小国寡民的平静生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11]

2、“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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