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选拔与科举制度 (8-2)

西周末年，几代昏君，穷兵黩武损耗国力，周天子打光了可以制衡诸侯的中央军事力量，诸侯开始坐大，周王室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诸侯效仿天子，为了培养本国人才纷纷开办学校，教育对象也不再局限于贵族，一些有能力的平民被吸收培养、选拔任用。被培养完没有获得任用的平民，有了知识文化就开办私学，这样又促进了教育的进步，私学逐渐兴起，继续扩大教育对象。

各国诸侯和公聊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广泛纳士，争相养士。士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地位不断提高，影响日益扩大。养士之风开始盛行，为当时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也进一步促进了私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秦孝公变法图强，任用商鞅，推行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当官进级。其二，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功爵制显示了勃勃生机，直到秦始皇横扫六合并吞九州，军功爵制都是秦国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相对于同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的养士之风更具优越性。

汉朝建立后，天下一统，国家逐步和平稳定，军功爵制和养士之风不适应人才选拔的需要，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开始实行选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起初是一种补充官员的用人制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方式，逐渐演变成了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科，各州郡每年按人口比例举荐孝廉，孝廉的标准则是“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孝顺”“廉正”是成为人才的基本条件。另一类是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才标准和名目，科目开设随心所欲，最主要的科目是贤良方正，就是招能“直言进谏”的人，以广开言路，匡正帝王过失。另外还有明经科、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读书读的好。“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还有阴阳、兵法等科目。

察举制度实施之初，能够体现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原则，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家经典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察举的前提是主管官员的举荐，在举荐中又没什么客观的考核标准。想吸引官员的眼球，让他看见你，举荐你，名声是很重要的，于是，就有人为了成为名士，沽名钓誉、相互吹捧、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导致士风日下，察举不实。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在察举的基础，增加了考试，儒生考儒家经典，文吏考奏章律令。察举制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想通过考试，就要好好学习，学校成为选拔人才的辅助机构。

东汉末年，察举制被门阀士族操纵、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举荐和考试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军阀割据，群雄并起，曹操脱颖而出。曹操并非出自于名门士族，他爷爷恰恰是跟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既要拉拢一部分名士跟他合作，又必须压制以名士为代表的地方大族势力，他多次颁布命令唯才是举，绕过一些名门士族选拔人才。曹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作为但当时察举制的补充。

“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吏部直接派人到州或郡做大小中正官，由中正官推荐人才、中央审核选拔人才的政策。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郡里的小中正把管辖区域内的知名人士，按其德行、才能分为“九等”或者说“九品”，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报司徒，最后再报给吏部审查，审查后按品位高低作为委任大小官吏的备用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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