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保护资本主义萌芽 (3-2)

即使犯了错被罢了官，但只要功名还在，这些特权就还能继续享受，在地方上还是最有头脸的人物，而且还有免除丁役、遇官不跪、应诉不跪的特权。

官员在遭遇停职或免职之后，隔几年圣上开恩或者朝局变动，这些落马官员还会被收叙任用，也称叙复。

而“削籍为民”就相当严重了。

古代是个身份社会，等级森严，“官”与“民”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所以古代士人中进士后，一般说“释褐”，即脱掉老百姓衣服，穿官服了。

取得“官籍”是一个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一旦削籍，就相当于现代公务员被开除公职，受此种处分后，要想复出，是相当的困难。

天启年间，东林党人被挨个斗倒的时候，大部分人受到的处分都是“削籍为民”。

徐光启属于那极其幸运的一小部分，仅仅只是“冠带闲住”，官员该有的特权他都有。

虽然历史上徐光启也是在崇祯皇帝登基后才重返朝堂的，但是即使崇祯皇帝没有为东林党翻案，徐光启照样能吃穿不愁、悠哉游哉地研究他的“西学”。

果然，朱由校这么一问，魏忠贤便答道，“奴婢估摸着……徐光启现在应该正在上海跟洋人一道译书呢。”

朱由校明知故问道，“朕记得，徐光启跟那些洋人交情匪浅罢？”

“万历四十四年时，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三次参奏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徐光启特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

“其疏中称，‘然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

“不过最后神宗皇帝却也没听他的，依然下旨‘禁教’，并勒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原来那些跟徐光启相熟的传教士，譬如王丰肃、谢务禄、庞迪我、熊三拔等人，都从北京被驱逐回澳门了。”

“依朕说呢，神宗皇帝其实也不是排斥洋人，万历三十九年，那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的时候，神宗皇帝不是还下旨亲赐了一块墓地，将其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吗？”

“说明神宗皇帝也不是那等顽固守旧之人嘛，那为什么这‘南京教案’会判得这样重呢？主要还是万历年间的洋人太能闹腾！”

“利玛窦在的时候，虽然传的是洋教，但尤为讲究‘合儒超儒’，入乡随俗，利玛窦能脱下僧袍，换上儒服，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熟读汉文典籍，自主掌握我大明的官话和汉文，跟文人士大夫一样上通天文，下知地理，那谁能不喜欢他呢？”

“可惜啊，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后来的那些传教士都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他们洋教的‘纯正性’，他们传教的时候，就比利玛窦激进多了，自己学不会汉文不说，还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圣人，那沈?一见，肯定就会觉得这些洋教士是要乱我大明嘛！”

“朕觉得罢，这洋教士传教的事儿，不用禁得这样严厉，双方各退一步，还是按照‘利玛窦规矩’来，‘天主’是天主教的‘神’，但中国传统的‘天’也可以是天主教的‘唯一真神’嘛，至于祭祀祖先和孔圣人，便属于追思先人与缅怀哲人，和信仰并无什么干系。”

“总之，这洋人还是得笼络过来，苏州离上海不远罢？你让李实办完这差事后，去找一回徐光启，让他通过跟他相熟的洋人，联络一下那些洋人在澳门的教会。”

“朕想过了，这老百姓都穷，一搜刮就容易起乱子，咱们大明的‘内需’是拉动不起来了，想要赚大钱去补辽东的窟窿，还得靠‘外贸’，靠洋人从海外给咱们运银子。”

魏忠贤犹疑道，“靠洋人赚钱？这……这能行吗？”

朱由校笑道，“能行！朕都琢磨好了，待勋戚们给朕的三位妹妹凑了份子后，朕将其中的一半作为给妹妹们的陪嫁，另一半就当作是跟洋人做丝织生意的本钱。”

“这北京城周围的熟地，跟其他地方的那些田地都不同，其他地方有许多百姓是宁愿把地‘投献’给当地的达官显贵，都不愿自己开垦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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