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与大明相隔甚远,所以陈子壮与黎塞留的回返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时代的车轮已经进入了1628年,而大明也进入了天启十年。
这一年北京的元宵节,特别的热闹。
一方面,这是今上登基的第十个年头,按照中国人逢五小庆,逢十大庆的习惯。虽说这一年的春节皇上不在京城,但监国的朱由校还是定下调子:今年的元宵节,要搞得更热闹一些。
而另一方面嘛,则是这一年,是旧式科举的最后一年了。
虽说从今上担任监国开始,十多年来就对科举进行不断的微调,到了今日,八股文在科举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了。但无论如何,天启十年的会试,仍然是纯文科的考试:诗词歌赋、制艺、策论。哪怕策论里的大段资料中有很多的数据,但到底是现成的,只需要分析,不需要计算。
而按照皇上以前的规定,从天启十一年的府试开始,科举内容将发生革命性改变:制艺完全没有了,诗词歌赋总共只占10%的分数,策论占了50%,而剩下的40%,则是交给了行测。之后十二年的乡试、十三年的会试,全部都沿用这个新的考试办法和评分标准。
得益于大明此时发达的印刷业和出版业,所以各地的士子们早就拿到了皇家有意释放出来的行测模拟试卷。然后士子们惊讶的发现,别说那些数学题搞得大家生不如死,便是普通的文科题,也让他们头大。
比如说行测里有很多关于‘近义词’的考题:这实际上在考察考生是否对每一个词汇的意义精准掌握,以后做了公务员能不能精确的书写公文——这是纯粹的文科题吧?但是一辈子就只看四书五经的传统考生们,做这样的题都没法保证较高的准确率。
又比如说,为了考察考生知识面的广度,保证考生做了公务员以后不会闹出常识性笑话。行测里有很多题是在考察生活常识、世界历史、中国地理等,这样的试题,让那些十指不沾阳春水,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书生们,也统统束手。
所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今年若是不中进士,那很可能这一辈子就不中进士了:别指望海外藩国还有仕途,那周、唐、福、桂四大最早海外就藩的藩国,做得比大明本土还要激进,早在一年前就启用行测考试了——谁让人家士子少,包袱小呢。
而其他藩国?拜托,据闻除了吕宋岛上的秦国有以前西班牙的总督府可以住,勉强还有点牌面外,其他藩国的国王自己住的地方都不像个样子呢,不到万不得已,谁乐意去那些蛮荒之地?
因此,天启十年的北京,涌入了一万多名举子:以前那些中了举人屡试不中的,中了举人在乡间怡然自乐的,连同去年乡试新产生的一千多名举人,全都来到了北京城,求取这最后的机缘。
大明此时的经济,仍然是农业占优。工业什么的虽然发展迅速,但财富的积累还需要相当时间的积淀。这第二产业还未占据绝对优势,第三产业自然也没到发力的时候。所以,朱由栋掌控国家这十几年,从来没有把旅游业当回事,北京城里酒楼客栈什么的,自然是极为有限的。
往年会试的时候,一般来京参考的举人不过两三千人,各处挤一挤,加上一些举人在北京投亲靠友什么的,总是能安排得过来的。但是今年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举人在乡间是被称为老爷的,一般而言,除了极少数举人,大多数举人进京,都会带一大串随从。一万多举人进京,往往意味着短期内北京城内临时人口增加了起码四五万!大明的北京城这会才八十多万人口呢!
如此一来,整个春节期间,北京城里的酒楼、客栈、寺庙、道观乃至不少专门对外营业的民居,全都被挤爆了。
而到了元宵节这一天,由于朝廷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灯会,以及近卫师参与,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烟火表演。整个北京城内的数十万居民齐齐涌入街头,直接造成了接踵摩肩、挥汗如雨的盛景。
而在这整座城市都陷入嘈杂喧哗的夜晚,朝阳门附近的南粤正宗酒楼里,六楼的雅阁上,却是难得的闹中取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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