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六章石崇难比高阳王 (2-2)

杨逍兴奋地说道：“二位哥哥各有千秋，本来我知道的还没有那么详细，你们稍加分析，许多问题顿感豁然开朗，后面的问题就容易解释了。六镇战略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六镇就已经出现衰颓之势，一些犯了罪的囚徒，多会被发往六镇当兵，可见六镇兵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全面的汉化改革。此改革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不好的一方面，就是吸入了士族门阀制度。孝文帝为了稳固统治，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因此重新恢复晋朝的士族门阀制度，将中原大族定为士族高门，认可他们在各个方面的特权。同时，将迁入洛阳的鲜卑贵族们，先改为汉姓，再改籍贯，编为高门大姓，强行创造出鲜卑贵族的高门大姓，地位等同于中原大族。二者互相联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此，拓跋鲜卑皇族彻底成为了元氏皇族（拓跋皇姓改为元氏）。随着政治中心南移洛阳，六镇从拱卫首都的禁卫军，变成了边塞军，不仅没有汉化，反而保留了鲜卑化。鲜卑化的六镇地位严重下降的同时，更可怕的是仕途升迁之路也被堵死，六镇将领的官阶基本得不到提升。本为同族，又都为贵族后代，迁入洛阳的鲜卑军人成为了新的御林军、虎贲军，不仅迅速汉化，成为了朝廷的新贵，还与汉族高门士族并列同为大姓，张口儒家经典，羽扇纶巾，魏晋衣冠，附庸风雅。洛阳的繁华，也迅速让鲜卑贵族丧失了昔日的尚武精神，在风花雪月中开始了糜烂的生活。而留在六镇的鲜卑军人们，不仅世代为兵，还被那些迁入洛阳的鲜卑贵族瞧不起，歧视他们为不知礼仪、粗鲁的**子，而且蔑称他们为‘北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洛阳鲜卑新贵眼中，这些鄙陋的北人怎可进入中央掌握朝政？到了后来更为过分，甚至在朝廷犯了错的官员，就会被贬为六镇镇将。昔日镇将一职是何等的荣耀，而今竟成了流放贬官之所，六镇地位之低可想而知。而六镇军人即便是屡立战功，也得不到升迁，不入中原鲜卑贵族的法眼。于是军镇的镇将开始发泄自己的怨气到镇兵身。而镇兵又是兵又是民，不得迁移，不仅承担严的军役、农役，更成为了镇将的私人奴隶。六镇问题，成为了北魏帝国的一大隐患。不发则已，一旦爆发，就将彻底摧毁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六镇的军将们守在塞北苦寒之地，洛阳城里的那些鲜卑贵族们，早已经腐化堕落了。西晋初年，洛阳城里就有着著名的‘王石斗富’的故事。这在有为君主看来，是亡国之相。但三百余年后，这一幕居然再次在洛阳城发生了：故事的主角是河间王元琛和高阳王元雍。河间王元琛有一句名言，‘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言下之意，即便是西晋富可敌国的石崇，他元琛也不放在眼里。据史载，元琛府里有一口水井，井栏用精美的玉石雕刻而成，五色的丝线捻就的井绳，下面系着一个纯金的吊桶。而他府里的马厩，也都用纯金打造。马厩的窗户也挂满了精巧的饰物。高阳王元雍自然不甘示弱。他的府邸豪华似宫殿，家中养了六千余仆童和五百个歌姬，每次出行都是洛阳城一景观。元雍一顿饭都要花费数万钱，当时的陈留侯李崇有句名言形容元雍：‘高阳一日，敌我千日’。更有甚者，河间王元琛和高阳王元雍如此奢侈，非但没有受到鄙夷，反而成了竞相模仿的对象，崇拜者无数。章武王元融一直觉得自己很富有，看到河间、高阳二王后，自愧不如，居然气的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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