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听到这里,他忍不住插话道:“如果说汉朝时的民间士人阶层尚是小部分群体,他们只是一小部分文武双全的人才,梦想着能够为国出力,但是能够养的起读书人的家族还是很少的。不过由于魏晋时期的党宦之争,士大夫的晋升之路渐被堵塞,依赖庄园的民间士人阶层开始得以全面崛起。经过汉以来的风气熏陶,魏晋时期的民间士人已普遍具备了‘文武兼备’、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基本素质。他们往往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人。以谢安为例,其人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历任征西大将军司马、中护军等军职,曾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前秦大帝苻坚带领的号称百万的大军,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太平。谢安这样的士人(出身名门世家、但本身非为朝廷中人)已属典型的‘出将入相’之才,而类似的魏晋士人是很多的。刚刚我所说的‘出将入相’之才,并不是说其人文可震惊八方文坛、武可震慑来犯之敌,更多是指一种‘文韬武略’的综合素质。唐代时的历代名相基本都属这个类型,不能说他们勇武过人或是整天只懂‘之乎者也’,但若在战场或文坛有一番较量的话,这些人都必非泛泛之辈!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民间士人得以步入朝廷中枢。《隋书·礼仪志》里载:‘一品,玉具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配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陪位则象剑......’随着隋唐时期对佩剑制度的细则化规定,再加隋唐期间文举和武举的兴起,民间的人才通道进一步被贯通:只要你具备相当的文武之才,任何出身的人都有了晋身朝廷中枢、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唐朝的宰相是基于三省六部的‘群相制’,宰相成员实际是由各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的最高长官所组成。这样的制度让唐朝的宰相‘看起来’数量非常庞大,其实这些宰相并非一种正式化的名称,任一级的省部领导人都是可以称为‘宰相’的,这跟从前的‘相国’、‘丞相’等固定官职之间的区别还是不小。从唐朝的历代宰相名单看,真是济济一堂、众星闪耀,面的每一位成员基本都有过自己文韬和武略的壮举,没有哪一位是单纯地仅仅干过某一种工作的。刀枪剑棒、舞文弄墨,那正是唐朝人自小的常规课程。唐代为‘文武兼习之风’的鼎盛时期,而‘汉朝佩剑’制度的完善原是始作俑者。对于汉武帝强势的‘独尊儒术’的做法,后世多各有批判,认为它罢黜和封闭了其他文化思想,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大倒退。不过在‘独尊儒术’的过程中,佩剑制度的完善,却无意中打开了民间士人的晋升缺口,极大地促进了士人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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