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石猛也能论文章 (2-2)

独孤信道：“宋太宗登基初期，便宣示群臣：‘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在昭示继承成宪的旗帜下，沿袭‘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与方略是很自然的事。所不自然的是，民间传说宋太宗赵光义称帝是通过篡位所实现，因此对臣下加意防范，但是对于高级将领们，他们又是猜忌的主要对象。这便是其所强调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的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赵德昭之子称帝的**，对宋太宗赵光义刺激和教训尤其大。从此，宋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接下来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权力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宋太宗在晚年所说的‘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些话显然是主要针对那些骄横跋扈的武将所言，而并非那些日益获得倚重的文臣。其实分析同年宋太宗与臣下的另一段对话，就不难进一步说明问题：尝与近臣论将帅，因言：‘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今且无此事也。’吕蒙正曰：‘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此！’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可见，宋太宗赵光义他们君臣视武将势力为祸乱的主要潜在对象。时人针对宋太宗一朝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因此，对武将加以压制，乃至于打击，以制约其政治影响，同时进一步重用文臣力量，在政坛和全社会营造崇文气象，以贯彻儒家道统，成为当政者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继续采取措施，以保证‘崇文抑武’思想与方略的顺利推行，并基本确立其在治国各个层面中的根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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