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道:“单纯地从谥法来说,‘文’这个字并没有固定的配合字,像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人,都单谥一个‘文’字。东晋的王导,谥号是‘文献’。整个东晋,只有他一个人谥‘文献’。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皇帝不肯轻易给人。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共九个人,足以见其难得。”
石猛也感慨道:“一个人前前后后活几十年,一心想的就是官家给的那一两个字,既是极高的荣誉,又是可悲的!”
独孤信也跟着说道:“可不是吗?一个人一生不管多么轰轰烈烈的,不管立下多大功劳,那一两个字能真的概括的完吗?文人做官以后,梦寐以求地想得到一个谥号,那就是‘文正’。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不会轻易地把这个谥号给人的。在历史,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难道没有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文人,真的是道德不行或者是水平不够吗?这似乎说不过去吧?”
独孤信的看法,得到了杨逍和石猛二人的认同,虽然一般人都有一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人生理想,可是若没有得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文正”,难道这一生就白白浪费了吗?
杨逍首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无愤慨地说道:“一个人往往得到的认同与自己所做出的贡献是极为不相符合的。很多人一生忠君爱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一生郁郁不得志,最终也是客死他乡。虽然同僚和百姓对他非常认可,可是皇帝却对他不认同,不重视。”
石猛道:“历史这样的人可多了,前朝大文豪苏东坡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诗词文章可以说是盖世无双,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给的‘文正’。有人说周文王谥文,范仲淹谥号范文正公,苏东坡先生的谥号是文忠公,不错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谥号为‘文’,是国君及大臣给的很高评价。苏东坡先生一生坎坷,他四十三岁时曾因‘乌台诗案’被宋神宗下令逮捕入狱,后来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晚年又因党争被宋哲宗贬到儋州,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被召回朝廷,但北归途中就去世了。去世一年后,又被宋徽宗赵佶全部剥夺了他在世时的一切官衔,更未获得朝廷任何谥号,还被列入‘元佑党人碑’。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大力尊孔崇程(程颐的儒学),且大开党禁,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由奸臣蔡京弄出来的‘元佑奸党’得以昭雪,被列入‘元佑党籍’的保守派官员们,陆续得到追赠谥号或官职,改称为‘元佑忠贤’,宋高宗赵构还为他们大翻其案,其中就有苏东坡先生。至于为何给东坡先生的谥号是‘文忠’,应是因东坡先生明于道德,见于文章,博览群书,著书立言,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自然谥‘文’;且性格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不避人之怨诽诅疾,忘身履危,按《谥法》‘廉方公正曰忠’,自然为‘忠’,加‘忠’以丽‘文’。”
独孤信道:“《逸周书·谥法解》中对谥号也解释的很清楚,就是古代立有大功的臣子死后,君王会赐给他们‘善号’来表彰功绩。早期的皇帝和大臣都用谥号,后来皇帝采用庙号,谥号就逐渐成为大臣的死后荣誉,谥号用字极为考究简短,可谓是汉字注解的精华,毕竟一个字或者数个字,就浓缩地概括了死者的一生,每一个字都意义深远。而且大臣们也把这种谥号当成了终极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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