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派毛文龙旧部黄龙为总兵官,前来掌管皮岛。
崇祯四年三月,刘兴治遂起兵反叛,乱杖其弟刘兴基并杀参将沈世魁家众,“岛众不从,纵降鞑屠杀。招入南商五十余人,没数妝杀,夺其货物”。
游击张焘、沈世魁等合谋,乘夜突入衙门,纵火鼓噪,“汉人杀降鞑及其妻子儿童,口有孑遗,兴治兄弟及腹心之人,尽数斩杀,降鞑之死,不计其数”。
经由刘兴治之变,岛中兵将被“屠杀一番”,势力更加衰弱,所谓“东江自毛文龙被杀,兵力弱,势孤”。(《明史》卷277)
袁崇焕斩杀毛文龙虽是为国除患,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毛文龙旧部的离心,所谓“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至有叛去者”。
这其实是为后来的孔耿尚之叛种下了隐忧。
孔有德,辽东宁卫人,为追随毛文龙骑兵的广宁从征加家丁之一。“骑勇善斗,临阵先登,为诸将冠”,深为毛文龙喜爱,收为养孙,改名毛永诗,累官至参将。
李九成,辽阳卫人,晓勇善战,毛文龙养为孙,改名毛有功。
耿仲明,辽阳卫人,骑勇善战,奸猾多智,毛文龙养为孙,改名毛有杰,历官至参将。
尚可喜,辽东人,勇而善谋,毛文龙养为孙,改名毛永喜,历官至游击。
毛文龙对这些养子养孙“待之甚优”,诸将“亦乐为文龙用”。
主帅一死,“他将代者于有德等亦仅以老兵置之,有德等既失所依,皆落魄无聊,又心怜文龙无罪,横受屠酷,恒怏怏,每思投隙而起,未得其会也”。
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携心的骄兵悍将是斩帅后一棘手的难题。
袁崇焕一开始调孔、耿等人入宁远,面谕安抚,不幸不久即有己巳之变发生,袁崇焕率兵入援京师,而孔、耿等人遂逗留宁远。
袁崇焕下狱后,督师的孙承宗莅关阅将,孔、耿等人往见,孙承宗知道这些人“大猾”,“密令”孙元化好心防范,即孙元化本人也说“此数猾不可复东”
己巳之变中,鉴于岛兵缓不及事,兵部尚书梁廷栋建议尽调岛兵于宁锦助守,孙承宗认为应酌调部分兵员,不必尽徙。
刘兴治兵变平定之后,登莱巡抚孙元化清汰东江兵六千余人,并调其中精锐数千人前往登州驻防。
孙元化素来主张“辽人可用”,出抚登莱后,遂带着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等毛文龙旧部相继入登州,并授以官职,统以军队,“乃用承禄为副将,有德、仲明为游击,九成亦为偏禆,且多收辽人为卒”。
登州因海外通商之故,商旅往来,富甲一方,当地辽人聚集,“恃其强,且倚帅力,与土人颇不相安,识者久忧之”。
毛文龙帐下的这些骄兵悍将长年在主帅的娇惯下,贪婪悖逆成性,“数狂悍贪樊,不知法度,视登为金穴,欲得而甘心焉”,又在登统有军队,已经有兵变的隐忧。
崇祯四年秋大凌河城被围,明廷撒孙元化调发登莱援兵泛海进兵耀州盐场堡,以为牵制。
统率援兵千人的游击孔有德诡言海上有飓风栏阻,逗留不前,乃命从陆上赶赴宁远。
十月二十七日,师次吴桥县,当地人“以官兵屡过驿骚,闭户拒之”,援兵无所食心皆怨,“适部卒攫鸡,与王生员相争,有德次其卒,众遂哗然”,欲回登请粮。
李九成受命买马,“所赍马价荡尽不敢归”,回至吴桥,与其子千总李应元密谋叛变。
二十八日晨,李九成父子绑缚孔有德,“首倡反谋,有德从之”。
叛兵大肆掳掠,不久,连陷陵县、商河、新城等十余城。
登莱巡抚孙元化“为间所愚,力主抚,将士皆愤,兵出被抑而还者数四”。
遣人宣谕归命,叛军佯应,因移文余大成“抚局己就,我兵不得往东一步,以致坏事”,余大成如其言,官军至黄山馆而返,孔有德却直抵登州城下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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