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扈再兴诊完病,次日,根据孟宗政的安排,许衡众人便在孟珙的陪同下,调查枣阳城的疫病情况,虽然距离战事结束已经过去几个月,但枣阳城的状况依旧不太妙,有些地方因为战死将士、百姓的尸体没有得到及时的掩埋,甚至有了瘟疫的迹象。
说起瘟疫,根据谢方的了解,从战国末期到明末,仅正史就记载了九十多次疾病的大流行,而《清史稿》记载中更多达100多次,而令国外研究瘟疫史的麦可尼不解的是,如此高频率的瘟疫流行,中国当时的人口却是高度增长的。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中医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从古至今,在中国有三次大型的瘟疫,而中医也在与瘟疫的对抗过程中,进行着自我的更新与完善。
第一次大瘟疫是东汉末年,如赤壁之战时,“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此时的疫病指的是斑疹伤寒,《伤寒杂病论》作者张仲景的200多族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悲愤,他行医游历各地,写下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他认为瘟疫“伤于寒”,一改古代以巫术改变驱赶疫病的陋习,将流行病的治疗引上医道正途,因此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
第二次大瘟疫便是谢方所在的南宋晚期,现在的嘉定十一年是公元1218年,而后来公元1232年春,蒙古军队从开封撤离,开封城内的迅速流行一种怪病,3个月中的死亡人数超过90万。
有幸逃过这次瘟疫的李东垣写下了《脾胃论》,他认为面对瘟疫,人体的良好抵抗力是首要的,而抵抗力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先天属肾,后天为脾,但先天无法改变,只好求助于后天的脾胃,因此有了补中益气汤这些经典方剂的出现。
而根据李东垣对病症的描述,此病很可能是中世纪欧洲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而开封城的瘟疫很可能又被蒙古军队围攻卡法城时传到了欧洲,导致2000万欧洲人口的灭亡。
而李东垣的医术、人品,穿越前的谢方便对其敬佩不已,而今有幸生活在一个时代,以后肯定是找机会拜访、求教的。
第三次大瘟疫要到明末,这时吴又可的《瘟疫论》横空出世,他认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疠气是有别于六淫而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外感病邪,疠气可以通过空气传染,经口鼻侵人致病;也可随饮食、蚊虫叮咬、虫兽咬伤、皮肤接触等途径传染而发病,疠气侵人,导致多种疫疠病,又称疫病,瘟病,或瘟疫病,吴又可的达原饮成为治疗瘟疫的经典方剂。
针对目前的情形,许衡和谢方经过讨论,首先要安排这些尸体以及相关的物品的掩埋,瘟疫人群的隔离、消毒,又抓紧采取以下的措施和方法:
一是马上进行药物预防,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便载有辟温杀鬼丸、雄黄丸,这些药物即可燃烧,又可佩带,还可吞服,具有避免邪毒、防止“卒中恶病及时疫”的作用。另外《外台秘要》中记载的“辟温病粉身散”,此时也被许衡拿来,搓于全身皮肤进行预防瘟疫。
二是隔离、预防,这点非常重要,因此谢方建议孟珙直接派军队来对部分地区进行管制,进出都要进行消毒,此时从叶家山带来的酒精便排上了用场,通过此事谢方见到了孟珙雷厉风行,果然有名将之风。
三是空气消毒,许衡对谢方说道:“凡疫气流传,可于房内用苍术、艾叶、白芷、丁香、硫磺等药焚烧以进行空气消毒辟秽”,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是蒸煮消毒,即对病人接触过的衣被等,放于蒸笼蒸或开水煮沸进行消毒,则一家不染。
五是消灭虫害,积极消灭虫害,尤其是老鼠,至于灭蚊蝇等虫害,这个在《千金方》诸书中均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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