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才饮长江水，又食鄂州鱼 (2-1)

离开江州，这天众人行至鄂州地界，南宋的鄂州其实指的是后世的湖北武昌，春秋战国时期，称武昌为夏，属楚地，设有封君夏侯。

汉代，以郡为中心划天下为三楚，今武昌地域属南楚。汉高祖六年，从南郡中析出江夏郡，隶属荆州，辖沙羡县，武昌属江夏郡沙羡县。

三国时期，孙权将东吴政治中心迁鄂州，寓“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名为“武昌”。东吴黄武二年，孙权在江夏山筑土石城，周回二三里，斜对汉水，称为夏口城。设有夏口都督，隶于江夏郡沙羡县，是东吴都城武昌上游的军事重镇和江夏郡治的所在地，今武昌始有夏口和江夏之称。

隋文帝开皇九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改郢州为鄂州，置江夏郡，其郡、州、县的治所均设在江夏，今武昌因而又有鄂州之称。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江夏郡，江夏为江夏县和鄂州的治所。唐太宗划全国为十道，江夏为江南道。唐玄宗开元年间江夏划归江南西道。唐代中期，鄂州为贡赋转运中心，设有武昌军节度使。

北宋时期，江夏属荆湖北路，为鄂州治所，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宋皇祐三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

鄂州城因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通接雍、梁，实为津要”，“历代常为重镇”，入宋以后，随着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绍兴年间，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绍兴五年，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

南宋时，鄂州号称“今之巨镇”，城内商业繁盛，出现了富商大贾，仅孝宗乾道年间，“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鄂州城有热闹的夜市，号称“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可与临安夜市媲美。

当时四方商贾云集，鄂州城市容相当繁荣，“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鄂州城中人口众多，到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姜夔诗称“武昌十万家”。

由于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空地难寻，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谢方买的《夷坚志》书里面便有“鄂州遗骸”的记载：“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于诸司，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治具焚瘗。先揭榜衢路，许血肉自陈，为启圹甃甓，举而藏之，具书姓字于外。如无主名者，则为归依佛宝，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计。”

鄂州城外江面宽阔，港口繁忙，既供商船来往停泊，也供战船出江演练。陆游当初至鄂州时，泊舟于江边税务亭，只见“贾船客舫，不可胜计，御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数日后，陆游在江边“观大军敎习水战，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观者数万人，实天下之壮观也。

鄂州最出名的当为黄鹤楼，“在子城西南隅，黄鹄矶山上”，黄鹤楼“因山得名”，最初是用作战守的瞭望楼，在唐代达到极盛，“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诗更是成为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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