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上次一样,李虎、许衡决定还是走陆路,即从绍兴到临安,然后走临安、徽州、池州、江州、鄂州,通过陆路到达襄阳。由于要经过临安,谢方、张平自是高兴,虽说绍兴府当时也很繁华,但按照后世的标准,也就是个二线城市,而临安可是南宋的首都,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当然不能错过,虽然着急赶路,但走马观花也是不错的。
路上,许衡便跟谢方二人讲起这临安的由来,以及当时高宗为何要定都临安。临安城,原为五代时期吴越国的西府。北宋期间,临安属于两浙路,杭州为路治所。杭州的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
大观元年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元祐四年,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大兴水利,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也就是后来的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苏东坡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杭州自此有了博得了“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美誉。
北宋崇宁年间,杭州人口已达二十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高宗赵构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九县。之所以称临安为行在,只不过是南宋朝廷为了显示北伐收复中原、还都汴京的决心,掩人耳目罢了。
当时关于南宋朝廷定都的地点,朝廷争论不一,有人认为应该定都在金陵(现在的南京),有人认为应该定都在杭州。
宣和元年探花卫肤敏,见到赵构后,力陈不可“定都”杭州。卫肤敏认为:杭州相较于拥有长江之险的金陵,位置更偏,一隅之地,不是最理想的都城所在。有人说吴越国不也“定都”在杭州吗?卫肤敏驳斥说:吴越国是个偏安小王国,岂能和大宋这样的大国并比?再说钱氏以杭州为都也是迫不得已,吴越国只有十三州,杭州是最大城市。卫肤敏认为最适合在江南“定都”的城市,只有金陵。
卫肤敏给出三个理由:一、金陵连山带江,号称天下险塞。如果“定都”金陵,进可过江北伐收复失地,退可守住江南半壁。而且,守江必先守淮,只要守住淮河防线,置重兵于寿阳、合肥、九江、武昌、江陵、襄阳,金兵就不能越淮河而临长江。如此,则金陵安,金陵安则江南安。
而陈亮的观点是杭州在地理上的优势,要优于金陵、镇江、苏州等地。金陵与杭州之间,隔着一座天目山,而天目山最高海拔1787米。天目山可以做杭州防御北方军队的天然屏障,而天目山以北的长兴,也是丘陵迭起,长兴东北就是面积巨大的太湖。太湖以东,是水网密布的苏州,会让北军的骑兵伸展不开。所以,定行都杭州,更利于防守。
朱熹也认为定行都于杭州,要优于定行都于金陵、镇江。理由很简单:守江必先守淮,但淮河的河面比长江的江面窄,更易攻取。一旦淮河防线被攻破,北方军队就将兵临长江北岸,金陵或镇江就无险可守。
而后来的辛弃疾,认为杭州也有劣势。杭州的地势,就像是处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北有皋亭山,西有天目山,南有富春江,东有杭州湾。如果有人封死城北二十里的皋亭山,则各地援兵欲救杭州而不能得。如果有人把杭州的西湖挖一个大口子,则满城受淹。辛弃疾是坚定的主战派,主张迁都金陵。
同为主战派的陆游也对定行都于杭州有看法。陆游有一首七律《登赏心亭》,诗云:“蜀栈秦关岁月遒,今年乘兴却东游。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
当然这些都是建议,最终高宗赵构还是选择了杭州,最大的原因谢方个人认为,南宋的重点地区多在长江流域,比如四川盆地、京湖等地。如果这些地方的军队反了朝廷,他们就能轻易地顺江东下,兵锋直指金陵。如果定行都杭州,即使乱军攻下南京,距离杭州也有数百里之遥,便于朝廷自守,以及有充足的时间调兵,或者说得直白一些,便于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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