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是,有关注度就有商业价值,在后世它就能产生很大的植入广告收益,赶在这模式之初,发起来的大不是十个二十个那么少。
可以植入广告也就可以植入观念,依靠这而领取贼鹰中情局狗粮的大也不是十个二十个那么少。
并不是说植入观念真能卖多少钱,这其实也是传销的一种。却可以用这噱头进行融资,吸引没去处的大资本来风投。
这个过程换算在这里就叫“政治融资”,当有影响力和读者后,在北宋一定有朝中大佬来进行政治下注,蔡京不来蔡京的对头也会来。
于是赵诚倾向于这个模式。
能否走通赵诚自己也不确定,但目测成功可能性会比王安石那铁头高些。王安石这家伙理想是有的,但他最大的问题在于把整个上层都得罪了,同时基层信他的人也不多,于是被妖魔化就是必然结局。
好处是他生在北宋,顶了天也就是不做官。此点是北宋的可爱之处,也是可悲之处。因为大宋制度能保护王安石的同时,也就能保护那些反对“治疗国家”的毒瘤派。
既然王安石不能被抄家灭族,对门当然也不会,于是有恃无恐的持续打嘴炮,为了反而反,就和贼鹰那群把联邦政府都关门了的政客一样的节操。反正顶了天也就降几级赶出京去。
“老子换个地方照样做官,照样写文章妖魔化你。”
这大宋逻辑基本和后世一些时期国企里的正式工差不多,不做事,聘请一群外聘临时工替他们干活。
正式工的主要职责是往返于信访局,工会,厂长办公室间,聚会骂人,就让厂长不痛快却开除不了,只能继续计算工龄发给工资。强行编入绿化组和单车房,是为了让他们有个岗位才能发绩效,他们才不闹事。
于是原本六百块请两个大妈就能完成的绿化工作,组织上安排了大约十三个人,一个经理两个正副书记,两个服务公司科员,剩下的七个正式工大约每天工作半小时去完成绿化。
这只是街头巷尾的一个缩影,赵诚的奶奶治下国企基本就这么运作。
一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想揽事,说无法解决。一些人是揣着糊涂装明白瞎作为,那叫蠢。
还有最后一类是不是蠢而是坏,不想解决是等着奶奶们都兜不住的时候首长会南巡,于是奶奶们就有底气签字股份制改革私有化了。
要是被奶奶把企业给救活,那些个厂长怎么从月薪一千多的公仆摇身变为身家千百万的老板。
就尼玛有那么奇怪,买的时候是负资产、负担,买完后大多变为盈利的优质资产了。场景和苏联帝国何等相似。果然资本家才是大善人,才是救世主。
这特么很北宋。历史就这样,难怪哲学家总强调“人类能从历史学到的东西就是:会犯差不多的错误”。
管仲这货聪明人啊,乃是那日听张纪解读管子才知道老管真相了。
老管的大抵意思是不枪毙人是干不好的。譬如赵诚觉得,最早那货如果被奶奶签字枪毙了、而不是弄去印刷厂做书记,兴许地州五分之一的国企当年就会扭亏为盈。
受到唐末以及五代那丧心病狂的血腥混乱影响,在北宋永远是不可能走尚武路线,此点是从太祖皇帝老赵开始,整个天下以及子孙后代共同的政治正确。
这点别说一般人,皇帝也改不了。
譬如曾经威望很高的仁宗皇帝曾经也试图这么干了,启用狄青进入庙堂枢密副使就是仁宗皇帝对枪杆子精神的试水。
结局是:赵祯被老夫子们喷了一脸唾沫,他亲手竖立起来的名将狄青则被一群老夫子给喷死了。
于是北宋的特点在仁宗皇帝时期走到了巅峰和璀璨。成为了历史岁月中的一段典型样板,名臣倍出皇帝仁德威严,却是历史少见的政治混乱时期。
现在相比仁宗皇帝时期很**,但好处是政治统一性比那时候强些,且王安石新政虽然失败,但影响力仍旧有些,毕竟是继承了老王部分政治遗产的蔡京在执政。
**很不好,但在特殊转折时期有个特点:容易导致整个民族向钱看,这或许是工业化起步相对容易的一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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