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崔猷内心也是主张宇文护亲率大军东征伐齐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北周朝中的实际情形是,唯一有威望,有才干率领数十万大军征战的燕国公于谨已经上了年岁,而杨忠,达奚武,以及新一代的尉迟迥等人皆无统领几十万大军,发动灭国大战的实战经验,在此情况下,由执掌最高军权的宇文护出任伐齐主帅,更利于协调各军,步调一致地与敌军作战;更是由于崔猷最近也听到了不少对宇文护不利的传言,特别是朝中有相当一部分勋旧元老对宇文护为救其母而向突厥异邦进贡怀有强烈的不满,此时,倘若由宇文护亲自统军出征,能够取得对齐作战的胜利,无疑对稳固其在朝中的执政地位是极为有利的。
然而,自从位列西魏八大柱国的梁国公侯莫陈祟一年前被宇文护逼死之后,崔猷就敏锐地洞察到,皇帝宇文邕对待宇文护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面上看,宇文邕对宇文护由继位之初的偶尔流露出不满变得更加恭谨了,甚至在宇文护主动提出交还一部分权力给他时,也异常小心地拒绝了,但同时,宇文邕却有意无意地在朝野间宣扬以儒道治国的理念,而身为一名饱学的儒士,崔猷当然知道,历代儒家都把效忠君皇作为其一切言行的起源和归宿,宇文邕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崔猷进而联想到,如果宇文护亲率大军伐齐,战事进展顺利还可,倘若一旦兵败,难以预料留在长安的宇文邕会不会趁机发动政变,和宇文护之间发生直接冲突。
身兼同样有着深厚忠君理念的儒士,以及深受宇文护信赖的僚属这两种身份,崔猷既无法向宇文护据实说出心中的隐忧,又难以做出于宇文护不利的选择,只得在面对宇文护的询问时选择了回避和沉默。
而此时,一向善于逢迎的尹公正已瞧出宇文护明显倾向于出兵伐齐,立马转变了之前的态度,主动向宇文护进言道:“前次晋公分遣两路兵马伐齐,郑国公(达奚武)于晋州受到齐朝大将斛律明月率军阻拦,相持多日难以取胜。今番晋公倘若亲征伐齐,齐人必在河北、晋南两路集结强将重兵布防,因此,下官主张,东征大军应避其锋芒,出潼关主攻洛阳,尔后与突厥南北并进,夹攻河北,则关东庶几可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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