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早岁那知世事艰 (3-2)

此时尚在运行的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的社会模式，一直以来都备受汉代政治家们青睐。这种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对于后来的豪强政治有所克制，没有了庞大的土地提供生产资料，后来的豪强地主大部分都不成气候。这样的社会形势反过来也保证了中央的权威和政令的施行力度。

只不过随着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持续进行，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的社会模式随之渐渐瓦解。大量中小地主、自耕农因为各类徭役、赋税等原因，生产受到极大影响，直至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这种兼并在军事上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从前的汉室是征兵制度，征兵的主体就是由中小地主、自耕农的子弟组成的良家子，现在大量小地主和自耕农家庭破产，失去了最大的征兵主体。汉室的兵役制度遭到了极大破坏，不得已开始了募兵制度。

事实上，卫霍时期的对匈奴战争，汉室从账面上来说是有所盈利的。从匈奴斩获的大量牛马等战利品，在当时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不过这部分战利品基本都成皇帝和贵族统治集团的私产，普通老百姓没有从中享受到战争的红利。

这些战争利益的分享不公也间接导致了汉代承自秦代的兵役制度崩溃。结果没有享受到战争利益的良家子在从前是自备干粮上战场的闻战则喜，现在却变成了战争热情急剧下滑的情形。

对军事上的影响可以暂且放到一边。事实上，土地兼并的危害已经开始破坏社会的稳定。等到三年后的元封四年，帝国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仅关东就出现流民二百余万口，无户籍之民达到四十万之众。而这一次大规模流民的产生也是武帝中后期流民四起的一例罢了。

第二就是统治阶级的腐化。

比起前面的文、景二帝，当今天子不止是生活用度相当奢侈，在宫室营造、寻仙访药、封禅巡视上的花销力度也远超前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列候、士大夫等上流阶层也开始过上了日渐奢靡的生活。就比如霍嬗的表叔前宜春侯卫伉，为了和昭平君陈睿抢风头，花了上百金买一只“斗犬王”。美姬、斗鸡走狗、珍馐美馔，贵族在这上面花销是越来越大，享受的方式也越来越花样百出。

统治阶级的腐化必然导致行政能力、管理效率下滑，中央对于地方的统治力度也会一日不如一日。政令不能下达到地方，地方豪强大族就会成为地方的主人，然后进化为世家、门阀。

而现在的汉室已经有了这种趋势，贵族、官员和商人、地主之间的勾结日甚一日，开始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等到西汉后期，元成哀等几位皇帝已经不能对官僚阶层形成有效的控制。当上层建筑出现了问题，国家的稳定自然只能是奢望。

第三就是地方的发展水平不均衡，导致朝堂势力划分失衡。

两千年后的中国，“地域黑”都是一种无法根除的痼疾。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在上海人的眼里其他地方都是乡下人最后全国各地区再一起黑河南人。虽然“地域黑”的这条食物链只是一个玩笑，但是从侧面能够体现出来这种主要由于地方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偏见问题。

到了封建王朝这里，这种地域歧视的问题就会逐步演化为政治问题。乡党是古代政治集团的一种主流划分方式，乡党的政见不同最高发展形势就是为地域党争。比如隋唐时期，关东士族和关陇贵族之争明朝前期的南北榜之争，后期的浙党、楚党、齐党之争。

西汉时期，这种地域政治的主要问题就是北方郡国的军功贵族和南方的豪强、士大夫阶层的政争。汉室的统治根基一直是关中，其次是北方各郡国，南方郡县的统治力度从汉初开始一直就不是很理想。所以汉室军队的主要来源就是北方，军官也就顺理成章的绝大部分是北方人。

汉室的潜规则是无功不得封侯，这就直接导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列候都是从军队中走出来的。非列侯不得为相的制度，更是使得军功贵族们出将入相，成为了朝堂之上的主导者。没有培养武将传统的南方豪强、士大夫只能沦为政治上的配角。

主政的军功贵族集团也是多出自北方郡国，对于南方的盘剥必然会更甚于北方，南北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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