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是荆州地理及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的一座城池,左连巴蜀、右接江东、上有中原、下有南越。自古以来,是接连六州的战略要地,可谓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刘表在担任荆州牧之后更是直接将荆州的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
襄阳地理条件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被称为“水陆之冲”。从陆路来说: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宛城,可到京都洛阳。
往南,经宜城、当阳、江陵,可到汉寿(今湖南常德市),再南可至交州,番禺(今广州市)一带。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要驿道。东汉时每三十里设一驿站,配有马匹,可迅速传递命令和消息,还有利于物资和文化的交流。
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横贯襄阳、樊城。汉末时期的沔水资源极为丰富,江上帆船齐布,百舸争流,成为陕、鄂间主要交通动脉。
由襄阳往西,沿沔水经谷城、老河口、郧县可至汉中。折回襄阳往东,在襄阳及下游区域沔水被称为汉水。可沿汉水而下直达夏口(今武昌)、秣陵(今南京)等地。(作者看不懂水文,研究了半天地图后只能这么理解)
并且襄阳在东汉时期还是一个经济繁荣地区,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襄阳至宜城间“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軿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诸如庞、黄、蔡、蒯、习、马、杨等名望士族,时人号称“冠盖里”。
要知道两千石可是与太守一个级别的官员,而太守可不像演义中表现的那么廉价,作为大汉的封疆大臣,掌管一郡之地生杀大权。
在刘焉未提出恢复州牧制度之前,太守就已经是东汉地方官员中最大的一级了。平常一县之地能出个太守,都足以炫耀几辈子。
而襄阳到宜城顺江而下不过百里之地,却有数十家两千石官吏,可想而知此处是有多么繁华。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襄阳当时是“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兵人差全”的繁荣地区。东汉朝廷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襄阳,每年都派得力的官吏来襄阳“督租粮”。
当时京都洛阳要大修宫室,刘表为表示对朝廷的忠诚,出人又出钱财,去“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可见襄阳当时的丰饶。史书记载说:“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
正是由于襄阳南拊江汉,西屏川陕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经济的繁荣,所以历来成为战略重地。
天下渐乱后,更成为了诸侯争相霸占的“用武之国”、“御寇要害”。而蒯越有句话说得好:“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音xi习)而定。
但在刘表来荆州之前,襄阳却还有一处不好的地方。那便是离益州太近了,进到什么程度呢,只要翻过襄阳城西的阿头山就是益州汉中房陵县的地界。
虽说隔了一个山头,但是若真的有心赶个来回,一天的时间已经很充足了。
而刘表在将州治迁至襄阳后,不管是他自己还是蒯氏兄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确保襄阳的安全,刘表便在阿头山西侧二十里处开始修建烽火台。
若是有战事发生,在襄阳的刘表一个时辰之内便能得知敌军的动向。而汉中的张鲁在得知之后也没有理会,算是默认了刘表的这一举动。
毕竟张鲁和刘璋两人的关系已经闹的很僵,双方连年之间互有攻防,此时若再得罪刘表,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届时若两刘联合,汉中可就难以保全了。
之后数年的时间里在刘表的主张下,襄阳被修建的如铁桶一般,无论是在水路还是陆路都有着强大的防御力。
而刘磐等人此行押解着石丰等人,率大军从郴县出发,沿耒水北上入湘水,至临湘转走陆路,到达江夏竟陵之后,再次转走水路,由汉水一路北上至襄阳。
十月中旬从郴县开始出发,沿途近一千七百多里的路程,刘磐等人花了近大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十一月中旬时进入了襄阳县的地界。
而这还是他们并没有率领大军的速度,如今刘磐身边就只跟着魏延、邓芝以及数十名亲卫,而在零陵的杨龄已经被刘磐安排会长沙协助黄忠了。蔡瑁也一样只带了百余名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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