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这桩婚姻就是权与利争夺的附属,或者说,雍纠就是宋庄公楔在祭足身边的一颗钉子。翁婿之间,没有什么真情可言,更没有什么信任可言,纯粹互相利用。
什么婚姻亲戚,政治面前,都是虚的,最亲近的,往往也是最危险的。看看那些传销者,欺骗亲戚朋友,一点儿也不心疼。
对于国内形势,郑厉公心底明镜一样,根本不敢相信任何一个郑国人。朝中大臣,嘴上不说,各怀心事,很多都是太子忽和祭足的死党。剩下,只能相信宋国人,相信雍纠。
他是祭足的女婿,更是宋国的间谍,郑厉公身边实在无人可用。
但是,雍纠可靠吗?
郑厉公不甘心当个傀儡,暗中找来雍纠,请他想办法杀死祭足。雍纠,不过是一个小棋子,他明白自己来郑国的任务,对郑厉公的委托,慨然应允。
想杀死祭足,谈何容易。不过,作为祭足的女婿,这是最便利条件,必须好好利用。谋划再三,雍纠准备在郊外宴请岳父,然后,派人在宴席上实施刺杀。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人不知鬼不觉,一击成功。但是,在准备过程中,或许喝多了,或许夫妻恩爱,雍纠无意中,把这件事透露给了媳妇,也就是祭足的亲女儿。
雍姬毕竟是女流,帮父亲呢,还是帮老公呢?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她犹豫不决。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数百年一遇的问题:如果母亲和妻子同时掉落河中,作为儿子和丈夫,是先救母亲呢?还是先救妻子?头疼。
在古代,讲究‘未嫁从父,出嫁从夫’,这几乎就是女子从小头脑中的定式。但是,父女血缘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如何都是她的父亲,该帮谁呢?雍姬反复琢磨,想破了脑袋,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回家问妈妈去。
可以理解,小时候遇到任何难以解决的事情,最先想到的,就是问妈妈,因为妈妈是最亲近的人,啥都懂。
雍姬回到家,向她母亲提出自己的疑惑:“父亲和丈夫,哪个更亲近?”
作为长辈,她母亲想都没想就说:“任何男子,都可能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父亲却只有一个,丈夫怎么能够跟父亲相比呢?(‘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生自己的是父母,这一点,永远无法改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雍姬心中一下子就顿悟了,原来道理这么简单。于是找机会提醒父亲:“雍氏不在自己家里宴请您,却改在郊外,这实在太奇怪了,所以顺便跟您说一声。”
话虽然没有点的那么透,是人就能听明白,祭足聪明过顶,足智多谋,那个‘足’,大概指得就是他。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一切全在祭足的掌控之中。雍纠还没有发难,轻松被祭足杀死,并把他的尸体抛在周氏池塘边上示众。
亲人与敌人,只有一线之隔。对于那些权力场中的政客,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亲情,则成了最好的借用工具。
公元前697年5月的某一天,郑厉公听说谋杀祭足的计划失败,知道大势已去,急忙驾车逃往蔡国。他也算讲究,临走还不忘装载上雍纠的尸体。
逃跑过程中,郑厉公才听说,雍纠是被自己媳妇出卖的。他既惋惜,又痛恨,说出一句很经典的千古名言: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和妇人谋划,坏我大事,死了活该。
这件事,非常著名。后世的许多帝王明君,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严禁妇人参政。像武则天,参着参着,就建立大周政权,几乎灭了大唐。
到了宋朝时期,宋太宗曾经问宰相寇准:“我的几个儿子,谁可以托付神器(国政)?”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搞不好要得罪未来的皇帝,寇准反应也快,说:“为天下择君,不可以谋及妇人,不可以谋及宦官(太监),不可以谋及近臣。请陛下自己决定吧!”
所以,后人总结为:国之神器,不可谋及妇人。
秋季,厉公突依靠栎地人,谋害了守卫的大臣檀伯,居住在那里,总算有了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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