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纪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卷,小心翼翼地展开,看着书册上的篆体读道:“公食大夫之礼。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请,入告。三辞。宾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将命。宾再拜稽首。大夫还,宾不拜送,遂从之。宾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
而在书卷所录的正文旁边,又用小字隶书密密麻麻地注释了许多条目,比如“使大夫戒,各以其爵。”的旁边就注了“戒犹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敌者易以相亲敬。”
无论是大字篆书正文还是小字隶书注文的字迹都朴素古雅,一笔一划自成天地方圆,绝非粗制滥造之俗物。
逢纪一目十行地翻看过去,只见卷末处写着“牟平刘祖荣注,愚侄德远敬录”几个大字,顿时喜上眉梢道:“还真是故太尉所注之书,难得!难得啊!”
颜良见逢纪如此神态,心知自己挑的这份礼物算是挑对了,也不枉自己在刘延面前做了回恶人讹诈了来这些书籍。
古今中外,无论是什么国度,什么年代,知识永远是最高的财富。
而掌握知识的人,便有机会从“劳力者治于人”转变为“劳心者治人”,从“治于人者食人”转变为“治人者食于人”,通俗来讲就是有机会当官。
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便成为了各家各族所珍视的传家宝,等闲不可示人。
书籍的珍贵,固然有持有者希望知识的传承不轻易外传的原因,也有当前时代载体的限制。
两汉之时,纸张虽然已经被发明了出来,但此时的制造工艺尚且很落后。
即便本朝著名宦者蔡伦曾进一步改良造纸工艺,制出了名满天下的“蔡侯纸”,汉和帝也下令推广纸张的应用,但此时的纸张仍旧只是豪族显宦手中的奢侈品,尚且达不到替代竹简木牍的程度。
纸张没有普及,印刷更是无从谈起,书籍的传播便只能在原始的竹简上手工传抄。
要说到颜良拿出来的这一套《仪礼》本身,与《周礼》、《礼记》合称为三礼,其流传的范围倒是不小,但这类传承自春秋时的典籍跨越的时间久远,文意古奥难明,非寻常人能够轻松解读其含义,所以便需要各大学问家来为这些典籍做注释。
像当代的大学问家郑玄就曾注过包含三礼在内的许多典籍,当然,每个稍有底蕴的家族家传的典籍都各有不同的注释。
为面前的这一套《仪礼》的做注的人乃是东莱牟平人刘宠字祖荣,历仕九卿、三公,更是当世鼎鼎有名的清廉贤臣。
曾经有一次,他从会稽太守的任上被调入朝中任职,山野间有几个白发老叟听闻消息后专程来为刘宠践行,每人皆持百钱程仪略表心意,刘宠固辞不受,问父老为何如此。
老翁们答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己奉送。”
刘宠叹道:“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
为了不拂了老翁们的一片好意,又实在不愿意受百姓的钱财,只好从诸老叟手中各取一枚钱收下。
刘宠的这般清廉作风,为其赢得了“一钱太守”的美名,载誉天下。
虽然像逢纪这般对于迎来送往觉得理所当然的人,自然是不会去效仿刘宠的清廉,但这并不妨碍他仰慕刘宠将三公挨个儿做了个遍的显赫经历。
能得到当代宗室重臣亲自注释的家传典籍,岂不让逢纪如获至宝。
逢纪分别拿起几卷一一看过,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锦盒,说道:“祖荣公学问精深,怕是我也非一时半刻可以通读领会,这……”
颜良所说的向逢纪请教自然也是托词,立刻接着话头道:“自是如此,不若这些书卷就留在先生手边,待先生通读之后,良再一一向先生请教,如何?”
逢纪颔首捋须,笑眯眯地道:“此议甚妥,立善有心了。”
颜良心道我当然有心了,孔乙己曾曰过“窃书不算偷”,那自己赠书当然也不算行赇,咱这是风雅事,和那些伸手就掏出金银珠宝的粗鲁家伙可不在一个档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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