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争论激烈起来,李渡赶紧出来打圆场,“张公子办新闻,也是为天下人都能知晓礼义廉耻,懂得忠孝节义,与我复社主张并无不同,今后,我等的文稿交由张公子的书坊刊行,也是再好没有的。”
张牍早就想结束争论了,正等着李渡出来说话,好来个借坡下驴。他向刚刚跟他争辩的几人一齐作了一揖道:“诸位朋友,刚才牍颇有得罪之处,恳请见谅!我只是一介书商,其实对诸位非常崇敬。今番来此,只是想结交朋友,顺便向各位邀稿,希望能为大家多印些书而已!”
既然话已说得如此谦卑,那几人也不好再纠缠下去,当即便还了礼,又客气了一番,重新坐回去了。
李渡见双方都给了他面子,十分高兴,挽着张牍的手,拉他回座。这时已到了傍晚时分,园主出来宣布开席吃饭,张牍推辞说家中还有要事,便辞别了李渡和张溥,一个人回去了。
张牍对今天的成果基本满意,但是仍感到些许灰心。老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复社这帮人真是这句话的鲜明映照。除了李渡和张溥稍好一点,其他大多都是死脑筋和酸腐秀才,靠这帮人怎么可能挽救王朝?既然读书人靠不住,朝臣也指望不上,也许大明的江山只能依赖平民了。
要唤起平民,就必须靠媒体。就在他忙着打造自己的媒体事业时,历史的车轮也正在沿着既定轨道向前推进。
这已是崇祯三年十月了,西北的农民叛乱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高迎详,张献忠的大名越传越广,围剿叛乱的军队派了一拨又一拨,始终是愈剿愈多。朝廷里党争又起,温体仁,周延儒,及各位大臣纷纷站队互相攻讦,闹得乌烟瘴气。辽东战事不顺,后金时时侵入边境掳掠财物人口,关宁军竟只能关起门来自保,毫无还击之力。
糟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就连此前一直活得逍遥的江南人,也开始惴惴不安起来。市井间流传了许多真假未知的流言,还有人印了书煞有介事地记录北方的混乱情况。这种时候,张牍的《金陵新报》便成了唯一可靠的新闻来源。得益于陈孟敬在北方的实地考察,《金陵新报》接连报道了西北叛乱的形势,后金入关的惨况,以及京师附近瘟疫状况等专题新闻,立即成为南京城所有识字人争读的书。而通过张牍自建的销售渠道,这些杂志也很快风靡江南各地,人人都知道了齐文阁就是可靠的消息来源,《金陵新报》和《金陵纪评》是关心时事的必读书。
由此而来的巨大商业利润也使张牍有了扩张的实力。他一方面扩大各地提供新闻素材的人员规模,另一方面,也着手建立培训学校,教授大家一些基本的新闻技能。特别是文人们爱夸大和编造情节的毛病,在前面几期杂志中屡有显现,张牍便要求大家必须实事求是地记录,立场也要尽量客观,不能对新闻事件掺杂主观好恶。他甚至还编了一本教材,让培训学校依书而教。
经过一年多的扩张与革新,张牍的媒体王国总算是初步成形,新闻触角伸到了南北两京十三省,读者群涵盖了整个南方和京师,几乎成为天下读书人的必需品。
随之而来的强大影响力,也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事情发生在《金陵新报》刊发了一系列关于辽饷的报道后。这些报道讲述了农民被高额税银逼得破产逃亡的事件,又通过对比朝廷颁布的辽饷政策和实际执行的征税办法,得出税收系统存在大量**的结论,引起了朝廷很多言官的重视,纷纷上书弹劾首辅周延儒,一时间罢相传言四起。
对于这样的局面,张牍既喜且忧,喜的是杂志的影响力已经到达了朝廷高层,足以左右政局,忧的是他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党争,以后形势会越发险恶了。
为了能继续站稳脚跟,他必须打通朝廷关系,找到强大靠山才行。于是,通过上元知县的引荐,张牍决定上京拜见礼部主事郭松路,请他介绍更多官员给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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