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辩新法 （下） (2-2)

但王安石还有一个目的，即使之成为由雇佣兵制向征兵制过渡的一个桥梁。这样就使广大的农民参与军事，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雇佣兵制使大量职业兵兴起，而广大农民则免受征伐和屯戍之苦。保甲法就变相地恢复了差役，而且农闲时的“习学武艺”“除禁兵器不得置外，其余弓箭并许从便自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之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保甲法还规定“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并依从保伍法科罪”，又“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六），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什伍连坐法，使农民深受其害。

保马法则将国家饲养不善的军马推给农民，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特别是军马死了要赔偿，使许多民户因马死而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以上，是臣等对于部分新法存在弊端的愚见。臣以为，种种弊病我大宋朝廷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将影响降到最低，让更多人接受新法。”凌志最后总结道。

“臣还想补充一点，新法致使官僚机构重叠。王相公为了将变法运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先后建立了许多机构来推行新法，如制置三司条例司、“疏浚黄河司”、都提举市易司等等机构。虽然制置三司条例司已然废止，但疏浚黄河司、都提举市易司等等依然还在，这必定使本来已经被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困扰的朝廷更加力不从心。”苏远承紧接着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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