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样向皇上分析的:天下大势好比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而处于黄河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带就是心腹。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除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否则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枯干,肩臂也徒有肤革。
用兵就要用饷,杨嗣昌提出了除辽饷之外的剿饷和练饷,至于饷银从何而来,杨嗣昌都想好了,那就是均输、溢地、寄学生监事例、驿递。均输就是均摊,也就是加派。这是大头,仅此一项每年就可征银一百九十万两;溢地就是以前加派辽饷时没有作为摊派对象的新增耕地,此次一并加派,估计可增银四十万两;监事例则是出卖当时国子监的学历文凭,瞄准的自然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此笔收入难以准确估计;最后的驿递是指裁减驿站后的费用。
崇祯十一年六月,杨嗣昌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崇祯十二年九月正式督师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建四正六隅之策,谓之“十面之风”,崇祯皇帝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
杨嗣昌虽有才,然刚愎自用,每事必亲自过问,军机事宜,千里待报,坐失战机,以至于督师二年,迄无建树。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嗣昌惊悸,遂不食,于三月初一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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