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弘治十二年令唐寅、徐经身陷流言的关键一题,其中涉及典故的原文即为,“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
此题中被称为“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其中涉及许衡的话,即所谓“有从事于、,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典出元代理学家刘因的。
这一句暗含的典故讲的是历史上的许衡获闻程朱理学,以朱熹、等传授生徒,提倡纲常名教,后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
后因权臣作梗,屡次破坏汉法,导致诸生廪食不继,办学缺少经费,迫使许衡不得不辞归乡里,因此发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感叹。
所以如果要答这一题,必须一见到题干,就知道其言出自刘因,讲的是元臣许衡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出任国子祭酒、传播儒学的故事。
这就好比之前的一见题目中的“天圣三年观孙奭讲”,就要知道宋朝有崇政殿说书,要知道孙奭其人其事,要知道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为政举措。
即使明朝科举对经史策的写作水平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考生读不懂题目中蕴含的深意,没能揣摩出典故中所影射指代的人和事,写下的答案便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而偏偏科举选拔的一大标准,就是要选出最能契合出题者意图的考生,有这一标准横在跟前,许国的质疑就师出有名了。
或许“天下无君”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策问题目,但是考生们不知道它的典故出处,揣摩不出皇帝出题的意图,这文章又如何作得呢?
即使有人把文章作出来了,恰恰又符合皇帝的心意,但是这种文章它一定是不符合朝廷筛选人才的标准的。
而明清科举考试最讲究的是一个流程化和规范化,殿试策问的根本目的是为会试合格的考生排名次的。
换句话说,如果这殿试策问的题目自身就不符合科举标准,其选出来的人才,又如何能让读书人信服呢?
就算是在现代比较开放的社会,照样有应试高考生觉得出国留学生录取门槛过低、自费留学国外名校者名不副实的情形出现,何况是在观念保守的封建时代呢?
想通了这一点,朱翊钧不禁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坚持下去,当真用“天下无君”当殿试策问,内阁并不会反对到底。
但是最终结果肯定会跟许国担心的一样,选出来的考生不但不能服众,而且可能会导致跟弘治十二年如出一辙的诬告与连坐。
何况顺天府乡试案的涉案考生正经历覆试,如果因此导致党争乃至牵连内阁首辅,那定然是得不偿失。
朱翊钧思索再三,终于说服自己这应该不算是所谓的历史命数,而是制度惯性所带来的改革阻碍,
“卿每提醒的是,便依卿所言,以立纲陈纪为此科之策问罢。”
覆试与科举的问题解决之后,三位首辅显然是轻松了一些,再议论过几件事后,朱翊钧照例颁下了赏赐,尔后便让他们退出了文华殿。
待三位阁臣完全离开后,朱翊钧的双手才中袖子中被解放出来。
他摸了摸了头上的冠帽,不知怎的,脑海中忽然就涌现出了李氏扯下他帽子的模样。
他暗想,如果能剔除杀人的那部分,李氏那样子简直美极了。
就在朱翊钧愀然静坐之时,魏忠贤来了。
这回魏忠贤没跟在孙暹后面,他是一个人来的。
朱翊钧准他单独面圣后,一见老魏下跪行礼,突然福至心灵般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
“李进忠,如果你是科举主考官,你会出甚么题呢?”
魏忠贤吓了一跳,他偷眼左右环顾了一圈,这才确定皇帝这个问题是在问自己,忙叩头回道,
“奴婢不通文墨,哪里能出甚么题呢?”
朱翊钧玩味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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