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北直隶、山西各处商贩,连年市获夷马,喂养有节,各边军士领获市马壮健既多,倒死已少,蓟镇官军每遇市期,官私各以银货市马数百匹,各省官价岁补马额,节省财力,可谓马政之良方。”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朱翊钧是相当推崇王崇古的想法的。
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内地马质次价高,耗费人力物力,且经济效率极低,境外同类商品无法进入内地市场时,只得勉强接受内地产品。
可是明廷与蒙古的贸易既已达成,同类进口商品不但质优价廉,而且获取便利、经济实惠,产量也有保障,两地产品虽稍有不同,但只要通过技术调整,完全可以实现替代。
撇开李自成的家庭因素,朱翊钧也是赞成用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办法去替代让百姓十分痛苦的民牧官马的。
徐泰时笑了笑,抬手捻了一下下巴上那疏疏朗朗的胡子,别有意义地回道,
“夷马素不堪辔勒之羁,惯食野草,不服料豆之温,兼以内地炎热而夷方寒冷,若非调习喂养,必致疮癣易生,故而胡马不堪寄养于内地,自是不能调拨京中。”
朱翊钧觉得徐泰时话里有话,即使晚明有小冰河期的气候问题,可蒙古和北京的寒冷程度理应并无能影响到生物生存的巨大差别,
“可是边镇为每年太仆寺拨给的年例银而不肯饲养胡马?”
这个问题朱翊钧在现代研究明史时是注意过的。
理论上来讲,明廷从蒙古购买的胡马不但可用于边镇,经过调养训练亦可用于京营。
但是即便到了财困马乏的崇祯年间,兵部及太仆寺的主流观点依旧是胡马不堪用,山西马市所得到胡马,不但不能作为京畿寄养马,甚至于三关官军骑操都成问题,只能变价出卖,再买好马骑操。
原来是现代人的朱翊钧只是以为这是马匹娇贵,中国地理气候状况有所差别的缘故。
可直到他如今自己当上了皇帝,在亲眼见过了晋商范明,又对话了徐泰时之后,心中便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
边镇马贩和山西商人都能够因有利可图而精心调节胡马习性、将胡马喂养得膘肥体壮、转输内地,难道集中了全国马匹饲养经验、主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却反倒做不到吗?
徐泰时回道,
“年例银只是原因之一。”
朱翊钧追问道,
“那其他原因是甚么呢?”
徐泰时仍是温和地笑笑,道,
“大抵是同行相轻,山西的马贩同京畿的马贩都是马贩,一个赚的是边镇的钱,一个赚的是民户的银。”
“两者互不相干倒还无妨,可一旦一方要占领另一方的市场,便难免两败俱伤。”
朱翊钧默然片刻,道,
“朕明白了,徐卿的意思是,胡马虽则水土不服,但若经悉心调理,未必无有可有之地。”
“只是倘或朝廷一旦停止征俵备用本色马,将寄养马全部改用马市胡马,那些养马州县的衙典胥吏、管马官,京畿包揽兜售的马贩、兽医、验马官,乃至太仆寺寺吏、兵部官员、京城势要之家,都会失去盘剥所得。”
“因此各级马政官员乃至胥吏、医兽、马贩都不愿看到内地寄养胡马,他们宁愿看着朝廷官军无马可用,也不愿放弃任何、哪怕就是那么一点点已然到手的利益。”
徐泰时垂目道,
“边镇马贩也未必全能委以重任,如今辽东之最急者马,而辽东之最不堪用者亦马,辽东之最耗国储者马,而辽之最累军士者亦马,可见边贩胡马亦全能为边军之用。”
朱翊钧这下理解为甚么李自成是在甘肃投军,被提升为军中把总之后才下定决心发动兵变的。
想来除了欠饷问题,更重要的是李自成发现了晚明马政的真面目。
他原先只知道州县马官和京畿马贩是如何得坏,却不想边地马贩和边镇马政也是一样得坏。
坏同坏叠加起来毁了李自成的家,自然也造就了后来的李闯王。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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