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朕用海商来对付漕帮 (3-2)

“皇爷别看这漕军有十二万人，其实有不少都是后来从造船、屯种、杂差中添拨的余丁，或是雇募的民船民夫、替官户承佃的舍余、沿河的船户，抑或是土人、渔民、商贩以及运官自带的家丁和军伴。”

“这些人要么是各州县强征来服役的普通百姓，要么是已经倾家荡产、入不出敷的漕丁，倘或皇爷开恩，他们继续漕运或许还有的口饭吃。”

轻赍银是正兑漕粮外需要收受的额外加耗费用，一般折银征收，一部分用作沿途大小官吏盘剥的费用，一部分用作补充漕粮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当漕粮运到京师仓库时，如果漕粮准额运到，则将轻赍银的一部分补给各总漕军，后来却被收归太仓，作为朝廷税收的一部分，再也不补贴漕军了。

朱翊钧听得出张诚的意思，太仓的这部分收入是附加在省大小官吏盘剥之后的，倘或没了漕运，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影响。

正是因为朝廷是最后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谁都不会提出要去改革漕运。

历史上大明最后一次改漕运为海运是崇祯十二年，那时却已是为时已晚。

朱翊钧笑了一笑，点出张诚话中的逻辑矛盾道，

“既然这些漕丁本就受制于漕运，甚至因漕运而倾家荡产，那他们怎么会反倒会跟着那些官吏去维护漕运呢？”

张诚淡笑道，

“皇爷，这漕丁倾家荡产，和漕丁维护漕运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保四百万漕粮足额到京，一旦运粮船只沉没，或是漕粮纳仓不足米数，则要漕丁买粮赔补，漕丁若是稍有不慎，往往则借欠债积。”

“因此许多漕丁为补家用，常常揽运货物，沿途交易，以期厚报。”

从朱元璋时期开始，漕军就能在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这显然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出于安抚漕运官军的考虑，才准许漕军私货贸易。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私货贸易可以算得上是大运河对百姓的唯一一项好处。

因为漕军携带的私货相当于变相的免税商品，朝廷对这部分交易几乎不收商税，运河沿岸的城市便随之出现了集市和商贸中心。

万历年间的户部给漕军的定额是每船只能附带六十石私货，按照晚明一万二千只的漕船数目来算，那么运河沿岸的城镇每年起码能流通七十二万石的免税商品。

利润如此可观，也难怪漕丁们不肯放弃漕运这项苦差了。

张诚又道，

“皇爷，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并非虚言。”

“漕丁于每年十二月就要到各水次仓接收漕粮，次年四、五月份启运至京，一直到十月份才能回空，修整不到一月，又要去接新的漕运任务。”

“除了在运粮之时沿途贸易私货，他们再无其他办法补贴家用，倘或皇爷改了海运，这些漕丁漕工虽然没了负担，但同时也没了生计。”

朱翊钧道，

“你说得这些朕都知道，听说这些沿岸生意做大了的漕丁还结成了‘漕帮’，本事也不比那省的大小官吏小。”

张诚道，

“他们结成‘漕帮’，其实是为了应付运河沿途盘验的官吏，这船上的货带得多了，运来的粮米就少了，因此一旦漕军违规载物，则就地没收货物并加以处罚。

“而这运河一路，大小官吏可谓不可胜数，总兵官、巡按御史、督押御史、巡盐御史、巡河御史、沿河各兵备、各府州的管粮官员、淮安和天津的理刑主事。”

“甚至连工部抽分厂管事和洪闸主事都有盘查货物、扣押粮船的权力，再加上分程稽查，难免矫枉过正。”

朱翊钧道，

“也就是说，朕想要为百姓免除漕运赋役，百姓却反倒不答应？”

张诚笑道，

“皇爷，百姓从来不是一个整体，这南方纳粮的百姓、中途运粮的百姓、携私货沿途做生意的百姓、和京师吃粮的百姓，全然不是一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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