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蒙元之国力,新河从开凿,到建成,到沿岸繁荣,到收回成本,到地方财政充盈,至少要七、年的时间,长则要达十数年,远远超过蒙元达鲁花赤的任期。”
“皇爷也知道,蒙元朝政混乱不堪,忽必烈在位时,朝中的汉法派与理财派争斗不休,甚至已然到了御史直接上疏让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的地步。”
“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东一省的达鲁花赤,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他有朝一日必将升入大都,那他又如何会赞成丞相伯颜的提议呢?”
“且不论伯颜党派立场,倘或那达鲁花赤赞成了,胶莱河也顺利开通了,那运河带来的功劳却不会记在他身上,忽必烈只会赞赏伯颜理政有方。”
“相反,倘或那胶莱河的施工过程中要出了些岔子,或者激起了汉人的民变,那过错却又是那达鲁花赤自己担着,丞相伯颜未必会替他说情。”
“即使忽必烈能记得他的功劳,伯颜也能体会他的难处,可待这运河盈利之时,这达鲁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
“后来者一事无成,却能白白落个海运河道经营有方的好处——这还算是幸运的。”
“倘或朝中两派斗法凶狠起来,有人为对付伯颜在胶莱河上生事,又栽赃到前任山东达鲁花赤头上,那此人又该如何自处呢?”
朱翊钧沉默片刻,道,
“说来说去,无非是因为忽必烈治下的地方官员尽皆胆小怕事之徒,倘或成吉思汗还在,麾下一定有勇于任事之人能支持丞相伯颜之提议。”
张诚笑着摇了下头,道,
“皇爷,可不能这么比,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有的都是打天下的本事,坐天下他们可不在行。”
朱翊钧道,
“哦?怎么个不在行啊?”
张诚道,
“蒙古人进了中原,坐了大宋的天下,一样当了地主、豪强,甚至比原来的宋人地主还坏、还不可收拾。”
“他们仗着自己是蒙古人互相勾结,仗着蒙古人定下的法律不会重惩蒙古人就肆无忌惮。”
“他们入了中原没几年就丢了弓马骑射的功夫,成天只会享乐,奢靡成风,再加上没有赚钱种粮的本事,只能用蒙古人的身份兼并土地,把持地方漕运。”
“这些蒙古豪强还往往会与地方漕运官吏结交,剥削曹工漕民无所不用其极,漕运官吏也与这些豪强互为表里,对运河中的往来船只上下其手,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
“而这些豪强在地方上又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丞相伯颜位高权重,也无法制止他们在地方散播流言,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朝廷决策。”
朱翊钧觉得张诚的说辞有些模棱两可,不禁追问道,
“这却是奇了,终蒙元一朝几乎无有海禁,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运,那同样也能掌控海运,他们又为何如此钟情于漕运呢?”
张诚回道,
“皇爷或许有所不知,这海运的官吏只有三种人,一是海关税侩,二是通州仓胥,三是屯丁水手,再多也寻不出另外的名目来安置。”
“而漕运内河流经多地,所涉大小官吏远不止这三种人。”
“据奴婢所知,每年从大运河运送四百万石漕米进京的过程中,加上所谓的“浮耗”,途径的省份大小官员无不利用自身权力从中渔利。”
“这一船漕米进京,沿途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譬如过闸过淮费、催儹费、剥浅费、屯官费、仓储费,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且这些费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担,也不会归入朝廷财政,理所当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费者源源不绝的岁入来源。”
“这些费用还按照职位、权力的大小层层分配,只要一人有心、有本事收费,则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无不利益均沾。”
“因此在忽必烈看来,漕运关乎的是国计,而在蒙古官吏、豪强看来,漕运却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朱翊钧道,
“难怪蒙元朝局摇摇欲坠之时,妥欢帖木儿竟还会拨出巨款开凿新河,他或许是听信了底下官吏的奏报,这才不惜工本地遣贾鲁为总治河防使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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