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称为国以礼,《礼记》中多有格言,进讲甚好。”
“但宋儒曾说,人主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
“史鉴亦不可不讲,臣记得孝宗皇帝在时,曾命阁臣纂辑《通鉴》一部,名为《通鉴纂要》,此书原备经筵进讲。”
“若将《通鉴纂要》与《礼记》间讲,可以知古今成败得失,为修省鉴戒之助。”
“又宋儒真德秀有《大学衍义》一书,世宗尝命儒臣进讲,候《尚书》讲完,再讲《大学衍义》,则经史格言皆在其中。”
申时行侃侃而谈,仿佛当真是在与皇帝讨论日讲该用甚么教材好。
朱翊钧是相当佩服申时行的,自己明明是在讲不愿臣下多言进谏,给申时行两三句话一转圜,忽然就变成要皇帝效法二帝三王了。
“臣之事君,犹子事父,父不幸有难,为人子的岂得背父而逃?”
朱翊钧重复强调道,
“为臣的忘君事仇,大节坏了,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魏徵不是好人,《政要》不必讲,今后只讲《礼记》。”
申时行应道,
“皇上天纵聪明,日新学问,其于剖析义理,权衡人物,是非贤否,卓有定评,非臣愚昧所及。”
朱翊钧笑道,
“自古论人,于三代之上不可不严,于三代之下不得不恕。”
“而唐虞三代之德,《尚书》备载,唐虞三代之事,至于《礼记》。”
“得失善恶,无如五伦之重,五伦失一,则不得为人。”
申时行复应道,
“纲常伦理,乃自古帝王所以立国,臣子所以立身,不可一日而不明,圣训昭然若揭,臣不胜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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