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只是一个梦,大明终究还是要被取代,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公元1619年,即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等处的战役,结束了大明在辽东的军事优势,满洲新兴民族因之抬头。
而后便成为大明王朝之劲敌了。
萨尔浒这一战,就其激烈程度,以及决定性的作用来说,应该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然而关于它的记载却并不多,而且还充满各种矛盾。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明到那时候确实已经腐朽落寞了,而大清则代表着更先进的发展方向,至少在军事方面。
这一点朱翊镠不承认都不行。
萨尔浒之战事,经过一系列地致命打击后,努尔哈赤在一周内不仅摸清了明朝的进攻能力,而且清楚地判断出大明已经无力镇守辽东。
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兵围开原,马林即马芳的儿子,马栋的亲兄弟毙命,七周后努尔哈赤胜利进入铁岭。
最后,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侍郎杨镐被逮论死,在1629年被杀李如柏在从前线撤回的一年半后也被逮了,他因不愿忍受责难与处刑,而选择了自杀。
辽东败绩对大明的影响远不止此。
公元1619年,北京一得到辽东受挫战败的消息,粮食的价格突然猛涨,因为居民害怕京师被满族围了。
军队逃亡的人数跟着也大增,有时竟高达数千人,大如团、营,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影响可想而知。
加征赋税就更不用说了,这似乎是古代打仗时必须要做的事儿。
后来,三个继杨镐担任辽东经略的官员,其中一个在作战中被杀,而另外两个根据皇帝的命令被处死。
其中被处死的一个便是熊廷弼。
熊廷弼不仅自己丧了命,还成为明末党争的焦点人物之一。
大明高层官员由争论熊廷弼是否有罪,发展成为更尖锐的矛盾冲突,官僚对明朝的崩溃无疑负有很大责任。
当时大多数人都打心里认为,1619年之战大明实际上不可能取胜。
许多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明军队匆匆召集,缺乏指导,未经训练,供应不足,装备落伍,纪律涣散等
在披露者中,以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最有辩才。徐光启指出了明军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玩忽职守。
可因为没有对整个历史大背景的精准把握,让他只看到官员玩忽职守,好像是为了回避制度问题,失败只是因为偶然的因素与个人的错误所造成的。
如果只是这样看,很难解释为什么会一再重蹈覆辙?为什么装备不足的问题无法改变?为什么大明将领用兵总是暴露其侧翼而听任满洲军队冲击?又为什么一再让小规模的部队被消灭而主力军团闲置不用?为什么没有找到遏制满洲骑兵的有效方法就贸然进攻
太多太多的为什么。
显然,即便辩才优秀如徐光启,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又或许,根本很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明军队人员与物资供应的程序太僵化了,简单一句话就是落后,那时已经不及满洲军队那么有活力了。
所以,杨镐想取胜,恐怕也只能期望努尔哈赤犯错误了,比如努尔哈赤分兵迎战,战争的结果或许有所不同。
然而可惜努尔哈赤是军事天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杨镐取胜无望。当然与他指挥的失误也有关系。
大明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开战,朱翊镠更愿意看作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朝廷被迫采取行动是害怕引发内地起义和其他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
可以说,这也是大明到了末期相当地不自信、完全没有底气的表现。
而且在中国整个古代,哪怕是现代也很难将个人的玩忽职守与制度的失败分开,也就是说如果失败,更多的人更愿意去找“人”的原因,而不愿意去找是因为制度造成了成为这样的“人”。
毕竟,这与统治阶层的意愿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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