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之间的争斗是极为残酷的。
朱祁钰也是听冉思娘说起了过往才知道,贵州土司之间的争斗,如同军阀乱战一样,用李宾言的六等秩论,贵州土司之乱,就是二等秩军头共主。
冉思娘他们家这支分支世代行医,名望在云贵黔很高。
但是不擅长作战的他们,很快就被播州杨氏所吞并,土司冲突中,冉思娘的父母和冉思娘走失了。
这种走失,冉思娘的父母,极大的可能是已经死在了山涧之中。
冉思娘说起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悲伤的情绪,因为在那里,每天都在死人,死亡甚至算得上解脱。
或者说,已经过了那个痛不欲生的时刻,她已经学会了接受。
朱祁钰并没有逼迫冉思娘立刻结束手中之事,而且朱祁钰也不打算让冉思娘结束。
讲医堂现在有了女医倌,慢慢来便是。
左鼎、练纲两个人的致仕奏疏递了上来,王直依旧在极力留住这两个人,为他们求情,贴条的理由依旧是左鼎手、练纲口。
尤其是左鼎的心狠手辣,是王直最欣赏的一个点,他依旧希望左鼎能够留下来,作为反贪抓腐的鹰犬。
低薪滋生腐败,高薪不能养廉。
治理腐败,就得重拳出击。
大明不再默认贪腐,提高官员待遇的同时,就是高压反腐。
这种反腐烈度,必然需要左鼎这样的人。
王直的意思很明确,这么放了左鼎,那不是浪费了国朝科举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了吗?让他戴罪立功。
朱祁钰不喜欢这两个人,他亲自教谕,告诉他们不要乱来,依旧要在奉天殿弹劾王直,若非胡濙留了一手,把刘吉拉回京师,来了个牵连扩大化,左鼎和练纲几乎就要成功了。
王直求情,朱祁钰又也不能不理。
“送到李贤手下反腐抓贪吧,正好南衙一左一右。”朱祁钰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要戴罪立功,外放为官,送去南衙,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南衙十四府,现在被拆分之后,依旧不太忠诚,朱祁钰决定送两个酷吏过去。
左鼎、练纲到底是徒有虚名,还是真才实干,扔到南衙锻炼个一年半载,就彻底清楚了,反腐抓贪,去南衙,正正好。
很快邸报就开始刊发,而万言书再次引发了剧烈的讨论。
公车府诣阙上书作为一种制度,历经汉唐近千年的发展而逐渐完备。
从统治者出于权力的彰显和证明王权正统性角度讲,天子与百姓的沟通是天人合一、圣人掌神器的治国理念的体现,是天子与诸多阶级沟通关联的重要纽带。
千年来,天子不断加强与百姓的沟通,如唐时四色匦的设置与不断完善,既是皇帝为巩固其地位作出努力,也是吏民实现自己某种意愿、诉求的重要方式。
公车上书,常出现在对前朝经验教训的吸取时,或是当下统治形势不稳时。
大明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又开始小心翼翼试探调头的时候,公车诣阙,上书正君道臣义,就变成了一种众望所归。
这种广泛的讨论,对于朱祁钰而言,是乐见其成。
总结利弊得失,调整政策方向,改变大明的局势。
什么时候这种自我纠正的能力,就会消失呢?
在党祸盈天的时候。
党祸盈天的时候,朝臣们会围绕着两个似是而非的目标,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无论对错的攻讦。
亡国四祸,君出、虏入、播迁、党祸。
比如北宋末年,两个皇帝被抓走了,泥马南渡,南宋朝廷,依旧在主战、主和之间,反复的横跳。
比如明朝末年,崇祯自杀,南明朝中,就是党祸盈天。
这段因为李宾言在南衙抓捕奸商而起的公车诣阙,在谏治国君道臣义疏邸报刊发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
朱祁钰对结果非常满意,事情并没有因为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私欲,变得更加糟糕,毕竟大明朝此时并未有党祸。
为什么没有党祸呢?因为于谦作为执牛耳者,压根不想挑起党祸,架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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