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记得一句话,好象是宋太祖说的:“一个武将的为祸的程度,会远远超过同级过的文官。”
对于这句话,王明在心下,其实深为赞同。
如果自己不能实现对手下将领们的有效掌控,不能实现对手下军兵的严格管理,那毫无疑问,自己的将来,命运将会极其可悲。
就拿南明来举例,那宁南侯左良玉,雄踞湖广,拥兵百万,这样的人实力雄厚,地盘广大,本应成为朝廷柱石,成为国家的顶梁巨柱,结果呢,万万没想到,此人暗藏反心,肆意反叛,反过来成了南明的埋葬者。
左良玉如是,那江北诸镇,除了黄得功外,亦皆如是。
可叹南明花费了巨额钱财,最终却是培养了一批叛贼,培养了一堆敌人,这样的时代悲剧,王明决不希望,将来会在自己头上重演。
不能受控,甚至反客为主的部下,对于上司而言,是一把随时可能伤及自身的双刃剑,也是一只随时会反噬主人的恶狗。
《韩非子》中就曾说过,鞋子再好看,也只能踩在脚下,帽子再破旧,也要戴在头上。君天臣地,上下尊卑,等级有差,乃是国之序统,万万不可倒置。
可见,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明渐渐不能控制将领,而是如南明的那些藩镇一般失去控制任其胡为,那么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辛苦打拼,最终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而已。
其实,对于手下将领的管控,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一直都在心下十分关切之事。
不说远的,就以先前的崇祯皇帝为例,他为了管控各地军镇,就曾派出亲信太监,前往各处军镇作为监军,以求管控当地的军队将领。
《明通鉴》中记载,崇祯曾向朝臣解释自已外派太监监军的苦衷,他在谕令中说道:“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委之以大小臣工,然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慎者又迂疏无通,此士大夫之负国家也。朕不得已,方用成祖监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乃一时权宜,欲诸臣自知省也,以信朕之初心矣。”
令崇祯没想到的是,他这番用心,却是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崇祯以为,派出太监到军中充当耳目,便可以防止各处将领的欺蒙与谋逆,但他却没想过,这些人到了地方上,这点正面作用,远不能抵消其带来的祸害。
要知道,宦官们皆是刑余之人,虽有小部分忠心为国者,但大部分皆是只会擅长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暗谋私利。这样的人,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在外发财的机会罢了。
这些派出的太监,到了地方军队之上,往往只会一味的盘剥贪腐,祸害甚大,以至军怨民怒,其对将领的牵制监视等正面作用,因此被大部抵消。
明史记载,崇祯自身,因外派太监的必要性与祸害性如此交织难分,他自已也时常纠结于到底派还是不派的痛苦之中,以至于外派太监之事,定了又撤,撤了又定,反复多次,自已亦是心神俱疲,不堪其累。
可叹的是,崇祯这番操作,既无法实现监督管理各地军将的目标,又让外派的太监肆意荼毒地方,还让自已被后世贴上了一个重用内监的恶名。
崇祯皇帝的这番际遇,令王明现在想来,亦是为之叹息。
所以,王明吸引崇祯皇帝失败的教训,为有别于朝廷所立之监军,特成立监巡司一职。
他任命阎应元为司长,郭之麟为副司长,下面再从九江城中招募三十余名生员,补充为员工,以负责军兵的薪金分放,战功审核,教习军士,监视协助将领,报告部队动态等事。
看上去,王明这种做法,与宋代的以文驭武颇为相象,但其实又有本质区别。
因为宋代的做法,太过极端,极其压制武将,视每个武将都为潜在的造反对象,在使用文官统驭军队的同时,将将领地位贬低至奴仆一般的状态,而且不停地调换兵将,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严重后果,军队的战力自是极度下降,最终退化成不堪一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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