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灭亡后,又迎来了一位相对不怎么喜好乐舞的君王,即唐高祖李渊。他在武德四年下了一封诏书,下令遣散全部乐户:“太常乐人,本因罪谴,没入官者,艺比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继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绝于士庶,名籍异于编氓,大耻深疵,良可矜愍……宜并蠲除,一同民例。”
废除太常乐户的时间其实是唐军入长安,立傀儡皇帝的时候(义宁年间),武德四年的这道圣旨只不过是补了一次手续罢了。太常乐户被废除后,其籍贯都归入地方州县,成为平民,从此可以与其他阶级通婚,可以考学,可以做官,对这些人是一大解脱。
不过在高宗时,因为各种需要,以及帝后都十分喜爱游戏娱乐,于是再一次扩充太常乐户。这些乐户的籍贯仍然属于太常,世代不易。而因为乐府初建,人手不足,水平也参差不齐,于是便召天下音声人入京服役,并教授乐户各种技能。这些所谓的音声人,即武德年间放归州县的太常乐户后裔或徒子徒孙,但他们的籍贯在州县,身份是平民,不是乐户,到京城属于正常的服劳役,即“轮番入直太常”。
《唐律疏议》中记载:“(音声人)各附县贯,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但作为乐户的“太常音声人”就惨了,“(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
如果你以为唐高宗比起他爷爷过于沉迷乐舞了,那只能说明你不认识唐玄宗。他在乐舞百戏上的兴趣和杨广有的一拼。在位期间,设立了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
李隆基绝对是喜欢娱乐的,在他的大力投资之下,教坊的规模渐渐超过了太常,各种歌舞音乐、戏曲杂技不断被编排出来,影响力急速提升。教坊中人以家庭为单位集中居住,身份和太常一样,分乐户和音声人两种。教坊中人的经济条件一般都很不错,有的家中聘有不少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不错。如果教坊家庭的女儿色艺出众,要么入选宫中,“妓女(指女性乐人)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也”;要么在五陵年少中左右逢源,秉持渣女三不原则,风光惬意。
教坊、太常之外,唐玄宗还设立了一个音乐培训基地,置于禁苑之梨园。史载:“玄宗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
天宝时的许云封,父母双亡,混不下去,于是到京城投奔其外祖父学习吹笛。因为笛子吹得好,居然在梨园内混了个小官当当,收入暴涨,社会影响力也直线提升,可见那时只要不是乐户,是正儿八经的音声人,只要技艺出色,还是很容易混出头的。
额外提一下,玄宗时太常演奏的一般是“主旋律”,教坊、梨园则是“流行乐”,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音乐人,是殿堂级的音乐舞台。李龟年听说过吧?没听说过的都是语文课没好好上的。他们兄弟三人,“鹤年能歌词,尤妙制《渭州》;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在当时可谓是红得发紫的明星,被许多人追捧。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江河日下,再不能如以前那般奢靡,德宗时“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好嘛,音声人都遣散了,只有无自由身的乐户留下,包吃包住。
这样的情况随着长安朝廷越来越不成气候而持续了下去。虽然昭宗这二货一度恢复了梨园,但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规模也远不能与玄宗时相提并论。鸟散四方的音声人为了讨生活——种地是不可能种地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只能继续从事艺术才能维持得了生活的样子——开始依附于地方势力。有的人为了能包吃包住,甚至不惜入籍地方乐户(注意,中唐以前,乐人一般是中央直接管辖);有的人则四处游历,走穴于富豪权贵之家,获得一点酬劳;有的人入了藩镇军队的乐营,为军士鼓吹,苦逼得很。
但不管怎样,他们都还能勉强生活下去,并将自己的技艺传给子孙后代。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多传统乐舞,这些人的传承不断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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