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桑塔罗神父久居澳门,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话回道:“我等既是代表耶稣会,也接受了市政会的委托,贵国各种需求与条件,我方还得详细评估才能作答。”
方侍郎右手一摊,示意对方继续。
而对方的要求也毫不意外:传教。
桑塔罗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故土,在来中国之前,他选择的传教地是日本。可惜运气不好,那时的幕府已经发布了禁教令。从元和二年开始,后面十几年间,日本的教徒被官方杀死了不少于三十万人。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和狂热的传教士,他转入地下布教,但传教事业显然是越发艰难。
后来德川家光继任幕府将军,从崇祯六年,也就是1633年起,连发两道锁国令,并颁布“奉书令”,禁止奉书船以外任何日本船只出海,还禁止滞留国外五年以上日本人归国。神父伟大的传教事业简直陷入了绝境。
而令他放弃在日本传教的,则是四年后的天草起义,也叫岛原之乱。届时日本的切支丹几乎被屠戮一空,幕府锁国也达到了极致。无奈之下,桑塔罗只得想办法偷渡出海,转向澳门,以寻求新的羔羊。
多年的奔波已经让他身体虚弱,逃难之时遭受的旧伤也时不时复发。他自觉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但传教的欲望却在心中愈燃愈烈。
若不是市政会的阻挠,他恐怕早就跟广州官方进行了沟通。要知道壕镜澳的天主教会与其他教派不同,本身就是极其善于变通的,只要能拯救迷途的羔羊,几乎什么条件他们都愿意接受。之前庞天寿入澳求援,就是因为市政会没有从中作梗,才能让他带回了武器火药。
此次他来广州,就是带着耶稣会和市政会两方面的诉求:市政会要的首先就是通商条款,金额、货物量,甚至是固定的集市榷场;但他们还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过分到甚至难以启齿,神父直到现在还在思索如何开口。
而耶稣会的目标则要高尚和纯粹得多。最低限度,希望能在广州获得固定的教士居住地以便传教;如果能在广州兴建一座教堂,那当然更是令人满意。
至于神父本人的最高目标,则是继大明诸位官僚之后,说服皇室成员入教。
当然,要是皇帝本人也能成为被拯救的羔羊,那就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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