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弄戏之初步形成,是昙花一现,还是经久不衰的

唐代弄戏的概念辨析戏剧作为一种综合音乐、舞蹈、说白、动作、扮演等多种伎艺的表演艺术，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相关称谓，如“戏”“弄”“剧”“优戏”“戏弄”等。

不同时期的称谓，能够体现出当时戏剧的发展形态以及时人的戏剧观念。

一、命名形式

王苏生在论述中国古代戏曲观的嬗变时指出：“命名绝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与命名对象的本质相关，是一种直达命名对象本质的行为，积淀着丰富意味的文化现象。

本质上说，命名就是一种观念的表征。”先贤孔子曾言“名不正则言不顺”。

因此，在研究唐代戏剧之前，首先对其相关名称进行探究，可以从中发现唐代戏剧的形态特点以及时人的戏剧观念。

第一节“戏”与“弄”戏剧发展过程中，“戏”“弄”二字与戏剧的关系十分紧密，任半塘先生更是直接以“唐戏弄”称唐代戏剧。

“戏”“弄”是如何与戏剧产生联系的，可以从字源出发，结合典籍中对“戏”“弄”的使用情况来探究。

“戏”的三个组成符号中，左上部分象“虎头面具”、左下部分象“鼓”或祭祀器皿、右半部分象“戈”。

据此推知，戏在造字初与“拟兽”“击鼓”“祭祀”“作战”等相关。

周华斌提出，这三个象形符号凑在一起组成的“戏”字，“意味着拟兽的、持戈的、伴有鼓声节奏的仪式性舞蹈，这种舞蹈表演泛见于原始狩猎时期的图腾仪式，后世亦用于战斗操练、战前示威、战后庆功，以及种种宗教性祭祀仪典。”

因此，“戏”在造字之初便与拟兽扮演、作战演练、祭祀歌舞等相关联，除严肃的祭祀仪式程序外，亦含有“拟态扮演”“歌舞”以及“角斗”等娱乐成分。

相同的事件，宋代钱易《南部新书》在记载时却不言“弄假官戏”，直接称“弄参军”：“《弄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此戏。

”《乐府杂录》中“弄参军”后列举的是优人名字，让人很难断定“弄参军”是单纯指“扮参军”，还是特指一类戏的名称，但《南部新书》中“遂令为此戏”一句表明，“弄参军”不是仅仅指“扮作参军”，而是指一类戏（参军戏）。

明代冯梦龙亦记载了这一事件，其《肃宗朝公主》一文中转录唐人的记载：“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官）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

天宝末，番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参军之戏。

”前言宫中女优们“弄假官戏”，后言阿布思妻善为优，所以让她作“参军之戏”，进一步证实参军戏是假官戏中突出的一类。

从上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中可以看出“弄参军”与“弄假官”的关系。

二、“弄假官戏”

“弄假官戏”属于既有的一类戏（如汉末的“许胡克伐”戏），其范畴较广，凡是演员扮作官员戏谑嘲弄表演的戏均可称作“弄假官戏”。

而“参军”一职由于官职本身较为低微，没有定职，因此成为俳优戏谑调弄的重要对象，进而成为假官戏中的重要角色，弄参军也因此在弄假官戏中脱颖而出。

关于弄参军戏与弄假官戏的关系，廖奔在《参军戏论辩》一文中论述道：“实际上参军戏原应属于假官戏的一种，因为唐代扮演假官戏常常爱扮作参军，于是参军戏就独立出来了。

“参军戏”指称的扩大化弄参军戏的演出形式——“参鹘问答，嘲谑戏弄”，被俳优不断借鉴，用于表演，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戏剧表演样式。

因其主要角色是参军，所以这种戏剧样式被习惯称作“参军戏”。

于是，参军戏就由一种扮作特定角色嘲谑戏弄的戏，扩大成为一种“两两相对，嘲弄问答”的戏剧套式。

对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元鹏飞分析道：“在参军戏起源时，表演是在宫廷中，参军作为受辱对象本为一官员……然而，两两戏辱的表演若抛开参军色‘官’的身份则可以表现更广阔的社会内容，这样，表演的程式性得以发展，扮演的假定性更趋强化。

”因此，参军戏原本的角色身份、内容题材被淡化，表演形式反而被固定下来，其所指范畴不再局限于戏中角色是否为参军或加官，而不断扩大为一切其他想要表现的角色。

这在今人对“参军戏”的界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是王国维，他既清晰地分析了参军戏的发展过程，但同时也放大了参军戏的概念范畴。

他指出参军戏本是演石耽或周延故事，唐中叶后，凡一切假官，皆可称参军，因此参军成为脚色名称，与之相对的称苍鹘，而其所列的滑稽剧中，如李可及三教论衡、崔铉家僮搬演的“疗妒”剧等均可称之为参军戏。

王国维先生先将弄参军戏，扩大到弄“一切假官”，认为参军戏本是专演“戏弄石耽或周延”的戏，后范围扩大为戏弄一切假官的戏都叫作“弄参军戏”。

在这个过程中“参军”逐渐成为固定的一类角色，以此为基础，他又进一步将所有“二色对立”的滑稽剧，统归于参军戏。

由“参军”到“一切假官”是角色范围所指的扩大，即宋代赵彦卫所言的“优人杂剧，必装官人，号为参军色”。

但进一步扩大到一切两两相对、戏谑嘲弄的滑稽戏范畴，则不再是角色范围的扩大，而是戏剧样式套用的结果，即参军戏不再是以角色、题材界定，而是以表演形式界定。

之后在戏剧史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对王国维参军戏的界定几乎没有异议。

如周贻白言：“弄参军……对俳优而言，便是一个固定的格式。

”“这一形式虽起于犯赃的参军之被弄辱，到唐代便成了通常的熟套。

因而，‘参军’这一官名，也成为戏中脚色的称谓，作为嘲弄的对象表现到舞台上来。

其范围和故事，已经可以随时转移。”徐慕云更是直白地表示：“‘弄参军’不必定衍石耽、周延故事，凡戏侮对方者，似皆可属之。”

赵景深在《中国古典喜剧传统概述》一文中甚至直言：“所谓参军戏，也就是滑稽戏。”

如果周贻白先生所言还在“参军”角色名称之内，则徐慕云、赵景深等则完全抛开了“参军”的名称。

此外，从表演形式上对“参军戏”与“假官戏”进行区分，更表明今人对参军戏的误解之深。

元鹏飞在《参军戏及其角色考辨》一文中提出：“时人在看到假官戏时用‘参军’之专名未必可以确定所演俱为参军戏……参军戏的特征是有参军必有苍鹘与其配对。”

元鹏飞认为只有符合“参鹘相对”形式的戏才是参军戏，其与假官戏在表演形式上有本质区别。

由弄参军到一切“二色对立，调弄问答”形式的滑稽戏，参军戏概念的扩大对其之后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譬如张大新在提到参军戏时即表示：“参军戏在唐代是颇为流行的表演形式，其名目有‘弄参军’‘弄假官’‘弄假妇人’‘弄婆罗门’等多种，均为‘戏弄’形式，属滑稽戏之列。”

他对参军戏的定义显然已经囊括进其他扮作诸种角色类型的戏剧。

部分学者看到了这一界定的不妥，指出：参军戏只是唐代诸多戏弄类戏剧的一种，以参军戏概称弄参军以外的其他诸类弄戏是不恰当的。

如廖奔、刘彦君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论述参军、苍鹘的角色局限时提出：“唐代参军戏里虽然也出现了参军、苍鹘的准角色，但并不出现在所有优戏里；他们所装扮的人物类型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

元鹏飞也认为：“就唐宋滑稽戏的演出内容看，却可以分为基本相同的种类，即除去如前所列的弄参军外还有弄假官、弄孔子、弄三教、弄鬼神、弄假妇人、弄婆罗门、弄痴大等。”

因此，他指出：“参军戏只是唐代诸多弄伎之一，且属滑稽戏的一类，把其他类型的滑稽戏一律看做是参军戏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胡明伟也提出以“参军戏”概称其他各种题材戏剧的疑点问题：《乐府杂录》中只有“俳优”的统名，“弄参军”与“弄假妇人”“弄婆罗门”是并列的，而并非以参军戏统称；第二，“参军戏”仅仅只是扮官题材的戏剧表演，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以上均明确表示，用“参军戏”概括唐代滑稽谐谑类的戏剧类型与实际不符。

三、唐人戏剧

为更符合唐人戏剧观念，唐代弄戏的渊源与背景弄戏戏谑调弄的表演形式，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俳优的谐谑表演。

虽然有些表演还不是戏剧，但其诙谐的言语技巧、滑稽的表情动作等，为弄戏表演积累了经验。

从秦汉时期的优谏优戏活动，到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戏弄短剧，再加之唐代宽容自由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些均为唐代弄戏的蓬勃发展奠定基础。

第一节唐前弄戏的发生与发展唐代弄戏不是突然出现的，其远源可以追溯到周秦时期的优谏优戏。

早在先秦时期，弄戏就以侏儒、俳优戏谑表演的形式存在。

到汉魏六朝时，俳优扮演故事的弄戏初步形成。

到唐代，这一类型的戏剧表演依旧流行，并且在表演形式及内容题材上更加丰富。

先秦两汉：弄戏之发轫先秦两汉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弄戏亦滥觞于此时，主要表现为宫廷优伶面向人君等统治阶层，以机智诙谐的言语、动作等技巧，表演小型短剧，内容多有所指，为有目的的讽谏。

古优以滑稽调笑为能事，兼擅歌舞、音乐、杂技等技巧，往往在戏娱的情境中对当权者委婉地施以讽谏，著名者如优孟衣冠、优莫谏饮、优旃谏麋鹿漆城等。

在古代讽谏传统及封建社会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下，优谏受到了古代文人的高度肯定。

历来史书笔记中凡涉及优人事迹，除戏豫误国外，大多都是从政治讽谏的角度赞扬这些戏语讽谏者。

如司马迁为滑稽优人列传，盛赞优人“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他们虽然身份低微，但“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常常能在谈笑之间进谏。

洪迈评价：“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矇诵工谏之义。

”虽然以“装扮身份，表演故事”的界定来看，有些优谏表演只是以言语动作戏谑娱乐或讽谏君主，尚未算得上是戏剧，但俳优滑稽戏谑的言语技巧，即兴而作、即事而发的演出经验，均为后来弄戏的搬演奠定了基础。

就留存记载来看，先秦优戏多为智慧而又不失幽默的优谏活动。

一些有识之士给予这一人群“伶官高于台官”的高度评价。

优戏作为优谏活动的一种方式，主要通过言语技巧、辅以装扮及歌舞动作等，在滑稽笑乐的氛围中向人主进谏，达到目的。

优人这种借用戏剧向人主进谏的形式，是从言语进谏演进而来的。

当单纯的言语进谏显得单薄无力时，一些机智的优人便加入表情、动作，甚至是装扮、模仿，使得进谏更能博得人主“青睐”。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专为一群极具言语智慧，谈吐谐谑，并能匡正大义的优人立传。

其中，如淳于髡谏齐威王戒淫乐、优孟谏楚庄王贱人贵马、优旃谏秦始皇麋鹿漆城等，皆是通过机智的言语戏谑，达到讽劝人主的目的。

余秋雨评价：“这类讽谏驳诘，是以机智的反向逻辑达到政治和伦理的目的，其间并不包含太多审美的成分，因此不宜过分地与戏剧拉线搭桥……只有优孟扮演孙叔敖的一则，具备了戏剧美的因素。

”总体来看，唐代弄戏尽管形态还不够成熟完善，表演中不能容纳完整的人生故事、丰富的人物情节，而多是抓取社会生活中的时事片段入戏，表演的行当化也才刚刚开始，但它却为中国古代戏剧的正式形成铺垫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结语

唐代弄戏的表演形式被宋、金杂剧所吸收，而后元明院本、明代宫廷“过锦戏”，以及大量的民间地方小戏，今天的哑剧、小品、相声等众多表演中，都带有唐代弄戏的影子。

这类以滑稽调笑和讽刺为旨归的戏剧演出，长期成为戏剧表演的基本形式，奠定了中国古代戏剧的喜剧风格基凋，充分体现中国喜剧艺术寓教于乐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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